【何以中國·黃河安瀾】河聲丨安瀾之變：答案藏在那份堅定的承諾里
更新時間：2025/9/17 15:58:26 來源：大河網
時政要聞
一條大河，一部史詩。
一個民族，因它而生。
一個國家，為它而治。
治國先治水，水治天下安。所謂“天下大治”“長治久安”，其最初的寓意，就是江河安瀾、水利發達，老百姓才能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黃河蘭考段。 吳永剛/攝
一
說到“安瀾”，這是清代地方官員奏報黃河汛期沒有決口的專業術語。“黃河安瀾”這四個字，曾是呈給皇帝的最高榮耀。然而，歷史上的“安瀾”一戳就破，脆弱得像一層窗戶紙。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中華文明史幾乎就是與黃河水患的搏斗史？為什么古人始終走不出“治”與“亂”的怪圈？
答案就在于古人與這條大河相處的模式之中。
大禹治水，劃分九州，從文明的源起，治水的成敗便與“天命”緊密相連。治河成功，是王朝受命于天的功績；大河一怒，則足以動搖國本。朝廷把治河當成天大的事，卻也把自己逼進了無法掙脫的宿命里。
在“靠天吃飯”的農耕文明里，面對黃河“善淤、善決、善徙”的特性，人類的力量終究有限。漢代王景治河、明代潘季馴“束水攻沙”，皆是以舉國之力，也只能換來一時一地的安寧。新中國成立前的2500余年，黃河決溢1500多次，改道26次。算下來，平均不到兩年就發一次大水，是名副其實的“災難之河”。
而且，隨著歷史發展，黃河中下游地區成為中國古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核心區。人口越來越密，開墾越來越狠，水土流失一發不可收拾，后果就是下游的“地上懸河”越懸越高，每一次決口造成的傷害都是指數級增長。
明清兩代是黃河決口最頻繁、災情最慘重的時期。有學者指出，在明朝276年中，黃河有143年決溢，占統治年份的52%。在清朝267年中，有161年黃河決溢，占統治年份的60%，“平地成湖，一望彌漫，千村萬落，漂沒一空”等悲慘景象的記載比比皆是。這一時期，“地上懸河”的形態已經非常典型，河床高出兩岸地面數米甚至十數米，一旦決口，便是滔天之禍。清朝為了維護京杭大運河的漕運生命線，在黃河治理上投入巨大，但依然無法阻止其頻繁決溢，形成了“愈治愈決、愈決愈治”的惡性循環。
二
如果說天災難防，那“以鄰為壑”的人禍更甚。深層的矛盾，還是“水”的分配權。
黃河之水本是萬物共享的恩澤，但在資源有限的牌桌上，它成了零和博弈的籌碼：上游想灌溉，下游要行船；這邊想墾荒，那邊喊缺水——誰說了算？只能靠朝廷的強權，或者祈禱老天爺風調雨順，暫時相安無事。戰亂年代，還多次發生了交戰雙方掘開黃河，以水代兵的人間慘劇。
到了近代，國力衰退，國家機器失靈，這種矛盾演變為更嚴峻的水患。無序的開墾加劇了水土流失，失控的灌溉則頻頻導致下游斷流，黃河一度連奔流入海都無法實現。
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背后是一部血淋淋的“犧牲史”。為了保住漕運或重點城市，“分洪”“決堤”成了擺在桌面上的殘酷選項。說白了，就是人為地讓一部分地區變成澤國，去換取另一部分地區的平安。
宋代以前，政治經濟中心在中原，那就淹河北保河南；宋代以后，政治中心去了北京，經濟中心南移，那就淹河南保河北、保漕運。元延祐元年（1314年），朝廷派遣官員考察黃河，官員們上奏稱：“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事難兩全，當遺小就大�！蹦呐潞幽习傩铡懊耩囂厣酢保澳蜗铝鳠o可疏之處”。翻譯過來就是，河南的百姓雖然餓得不行了，但也沒辦法，只能再苦一苦了。
兩岸的百姓，就在這“輪流犧牲”的命運中掙扎。黃河下游的灘區，流傳著“三年墊臺、三年蓋房、三年還賬”的說法。每一次洪水，都是一次歸零，把幾代人的家園和希望沖得一干二凈。
總而言之，黃河的災難史，是天災、人禍、制度失能共同疊加的一出悲劇，并在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峰。
三
所幸的是，歷史走到了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考察黃河，走遍了黃河上中下游九省區，強調要“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這是黨和國家對這片土地和人民許下的莊嚴承諾。
新中國的治黃史，就是一場對千年難題的系統性總攻。這一次，我們不再問蒼天，而是自己動筆書寫答卷。讓我們沿著九曲黃河，順流而下，看一看這份答卷是如何寫就的。
上游怎么辦？兩個字：涵養。答案在青海的星宿海，在四川的若爾蓋，在甘肅的瑪曲。這里是“中華水塔”，生態就是命根子。大規模的退牧還草、濕地修復，護住了水源地，才有了整條大河奔騰不息的底氣。
小浪底調水調沙，科學調控黃河水沙關系。
中游怎么辦？兩個詞：控沙、節流。答案在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面對世界級的水土流失難題，我們硬是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小流域治理讓荒山披綠，小浪底樞紐的“調水調沙”馴服了泥沙巨龍，為下游河床“刮骨療毒”。
更具革命性的答案，寫在“水權交易”上。當四川把節約下來的水賣給寧夏，黃河水第一次可以像商品一樣交易。這背后是“精打細算”的制度創新，終結了“有水就搶、無水互掐”的零和博弈。
下游怎么辦？也是兩個詞：安民、疏導。曾經頭頂“地上懸河”的百姓，如今有了“標準化堤防+水利設施+控導工程+數字孿生黃河”的硬核守護。最暖心的答案，在百萬灘區群眾的笑臉上。國家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投入，啟動史上最大規模的灘區遷建，讓他們徹底告別“水窩子”，住進了安穩的新家。
作為黃河下游的“咽喉”要地，河南也是這場歷史性變革的親歷者和受益者。鄭州黃河文化公園綠意盎然，沿黃生態廊道鳥語花香，人民勝利渠灌溉出了中原糧倉，曾經“三年兩決口”的憂患河變成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開封黑崗口記事廣場上的安瀾石碑，“安瀾”二字取自林則徐詩句。大河網資料圖
為什么我們能做到？
因為，新中國奉行的是“人民至上”。
因為，我們終于把千百年來顛倒的邏輯，扶正了過來。
只有堅持人民立場的當代中國，才有這樣的魄力與能力，真正讓大江大河改掉“暴脾氣”，讓它成為涵養萬物、澤被蒼生的“母親河”。
答案就藏在那份堅定的承諾里。將發展的權利，平等地賦予每一個人、每一片土地。我們不再需要被犧牲的“局部”，我們追求的是共同的富裕、共同的安全、共同的家園。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大好河山，終究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把這句話刻在心里，再難的題都有解。
回望千年，感慨萬千。
昔日安瀾，求的是大河不怒，是王朝在洪水面前的片刻喘息。
今日安瀾，求的是和諧共生，是人與自然、當代與未來的真正和解。
從禍水到沃水，從沙土到樂土，黃河正在被賦予全新的生命與價值。這條路，我們走對了，也必須堅定地走下去。
畢竟，幸福是奮斗出來的，長治久安更是。（大河網特約評論員 程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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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大河，一部史詩。
一個民族，因它而生。
一個國家，為它而治。
治國先治水，水治天下安。所謂“天下大治”“長治久安”，其最初的寓意，就是江河安瀾、水利發達，老百姓才能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黃河蘭考段。 吳永剛/攝
一
說到“安瀾”，這是清代地方官員奏報黃河汛期沒有決口的專業術語�！包S河安瀾”這四個字，曾是呈給皇帝的最高榮耀。然而，歷史上的“安瀾”一戳就破，脆弱得像一層窗戶紙。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中華文明史幾乎就是與黃河水患的搏斗史？為什么古人始終走不出“治”與“亂”的怪圈？
答案就在于古人與這條大河相處的模式之中。
大禹治水，劃分九州，從文明的源起，治水的成敗便與“天命”緊密相連。治河成功，是王朝受命于天的功績；大河一怒，則足以動搖國本。朝廷把治河當成天大的事，卻也把自己逼進了無法掙脫的宿命里。
在“靠天吃飯”的農耕文明里，面對黃河“善淤、善決、善徙”的特性，人類的力量終究有限。漢代王景治河、明代潘季馴“束水攻沙”，皆是以舉國之力，也只能換來一時一地的安寧。新中國成立前的2500余年，黃河決溢1500多次，改道26次。算下來，平均不到兩年就發一次大水，是名副其實的“災難之河”。
而且，隨著歷史發展，黃河中下游地區成為中國古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核心區。人口越來越密，開墾越來越狠，水土流失一發不可收拾，后果就是下游的“地上懸河”越懸越高，每一次決口造成的傷害都是指數級增長。
明清兩代是黃河決口最頻繁、災情最慘重的時期。有學者指出，在明朝276年中，黃河有143年決溢，占統治年份的52%。在清朝267年中，有161年黃河決溢，占統治年份的60%，“平地成湖，一望彌漫，千村萬落，漂沒一空”等悲慘景象的記載比比皆是。這一時期，“地上懸河”的形態已經非常典型，河床高出兩岸地面數米甚至十數米，一旦決口，便是滔天之禍。清朝為了維護京杭大運河的漕運生命線，在黃河治理上投入巨大，但依然無法阻止其頻繁決溢，形成了“愈治愈決、愈決愈治”的惡性循環。
二
如果說天災難防，那“以鄰為壑”的人禍更甚。深層的矛盾，還是“水”的分配權。
黃河之水本是萬物共享的恩澤，但在資源有限的牌桌上，它成了零和博弈的籌碼：上游想灌溉，下游要行船；這邊想墾荒，那邊喊缺水——誰說了算？只能靠朝廷的強權，或者祈禱老天爺風調雨順，暫時相安無事。戰亂年代，還多次發生了交戰雙方掘開黃河，以水代兵的人間慘劇。
到了近代，國力衰退，國家機器失靈，這種矛盾演變為更嚴峻的水患。無序的開墾加劇了水土流失，失控的灌溉則頻頻導致下游斷流，黃河一度連奔流入海都無法實現。
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背后是一部血淋淋的“犧牲史”。為了保住漕運或重點城市，“分洪”“決堤”成了擺在桌面上的殘酷選項。說白了，就是人為地讓一部分地區變成澤國，去換取另一部分地區的平安。
宋代以前，政治經濟中心在中原，那就淹河北保河南；宋代以后，政治中心去了北京，經濟中心南移，那就淹河南保河北、保漕運。元延祐元年（1314年），朝廷派遣官員考察黃河，官員們上奏稱：“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事難兩全，當遺小就大�！蹦呐潞幽习傩铡懊耩囂厣酢�，但“奈下流無可疏之處”。翻譯過來就是，河南的百姓雖然餓得不行了，但也沒辦法，只能再苦一苦了。
兩岸的百姓，就在這“輪流犧牲”的命運中掙扎。黃河下游的灘區，流傳著“三年墊臺、三年蓋房、三年還賬”的說法。每一次洪水，都是一次歸零，把幾代人的家園和希望沖得一干二凈。
總而言之，黃河的災難史，是天災、人禍、制度失能共同疊加的一出悲劇，并在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峰。
三
所幸的是，歷史走到了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考察黃河，走遍了黃河上中下游九省區，強調要“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這是黨和國家對這片土地和人民許下的莊嚴承諾。
新中國的治黃史，就是一場對千年難題的系統性總攻。這一次，我們不再問蒼天，而是自己動筆書寫答卷。讓我們沿著九曲黃河，順流而下，看一看這份答卷是如何寫就的。
上游怎么辦？兩個字：涵養。答案在青海的星宿海，在四川的若爾蓋，在甘肅的瑪曲。這里是“中華水塔”，生態就是命根子。大規模的退牧還草、濕地修復，護住了水源地，才有了整條大河奔騰不息的底氣。
小浪底調水調沙，科學調控黃河水沙關系。
中游怎么辦？兩個詞：控沙、節流。答案在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面對世界級的水土流失難題，我們硬是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小流域治理讓荒山披綠，小浪底樞紐的“調水調沙”馴服了泥沙巨龍，為下游河床“刮骨療毒”。
更具革命性的答案，寫在“水權交易”上。當四川把節約下來的水賣給寧夏，黃河水第一次可以像商品一樣交易。這背后是“精打細算”的制度創新，終結了“有水就搶、無水互掐”的零和博弈。
下游怎么辦？也是兩個詞：安民、疏導。曾經頭頂“地上懸河”的百姓，如今有了“標準化堤防+水利設施+控導工程+數字孿生黃河”的硬核守護。最暖心的答案，在百萬灘區群眾的笑臉上。國家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投入，啟動史上最大規模的灘區遷建，讓他們徹底告別“水窩子”，住進了安穩的新家。
作為黃河下游的“咽喉”要地，河南也是這場歷史性變革的親歷者和受益者。鄭州黃河文化公園綠意盎然，沿黃生態廊道鳥語花香，人民勝利渠灌溉出了中原糧倉，曾經“三年兩決口”的憂患河變成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開封黑崗口記事廣場上的安瀾石碑，“安瀾”二字取自林則徐詩句。大河網資料圖
為什么我們能做到？
因為，新中國奉行的是“人民至上”。
因為，我們終于把千百年來顛倒的邏輯，扶正了過來。
只有堅持人民立場的當代中國，才有這樣的魄力與能力，真正讓大江大河改掉“暴脾氣”，讓它成為涵養萬物、澤被蒼生的“母親河”。
答案就藏在那份堅定的承諾里。將發展的權利，平等地賦予每一個人、每一片土地。我們不再需要被犧牲的“局部”，我們追求的是共同的富裕、共同的安全、共同的家園。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大好河山，終究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把這句話刻在心里，再難的題都有解。
回望千年，感慨萬千。
昔日安瀾，求的是大河不怒，是王朝在洪水面前的片刻喘息。
今日安瀾，求的是和諧共生，是人與自然、當代與未來的真正和解。
從禍水到沃水，從沙土到樂土，黃河正在被賦予全新的生命與價值。這條路，我們走對了，也必須堅定地走下去。
畢竟，幸福是奮斗出來的，長治久安更是。（大河網特約評論員 程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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