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文化工程”大型融媒報道丨中原路徑 中華文明起源的代表——專訪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震中
更新時間：2023-12-8 11:27:41 來源：河南日報客戶端
時政要聞
河南日報客戶端記者 張體義 胡春娜
第十五屆“黃河學”高層論壇暨黃河文明與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11月18日—19日在河南大學召開。圍繞“黃河文明與國家治理”這個主題，來自全國各地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100余人參加會議。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震中進行學術總結，并于近日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河南日報資料圖片
文明起源在聚落形態上經歷三個階段
文明起源是全世界學界關注的課題，國內外學者提出了不少的觀點和評判標準。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王震中開始將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來研究國家與文明的起源，提出并論證了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路徑與模式。
王震中說，關于文明起源研究，國內外較為流行的觀點是用三要素——文字、銅器和城市來探討文明的起源。他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中談到，所謂“三要素”有很大局限性，很難適應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樣性和區域性，也就是說，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因為各古代文明所處的生態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不同，其文明到來時的現象也不盡一致，導致各地文明社會演進格局的多樣性。因此他提出把“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來研究文明的起源”，這樣就把考古學、歷史學與人類學三者結合了起來。
通過聚落形態的演進分析，王震中認為，我國古代文明與國家的起源經歷了“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態—都邑國家形態”的演進路徑，有學者稱之為“中國文明起源途徑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這一理論對中國古代國家與文明起源的過程和路徑做了概括。而對于進入文明社會之后，王震中提出了“邦國—王國（三代王朝國家）—帝國”說。
王震中通過研究認為，夏代之前龍山時代的國家是單一制邦國，屬于早期國家；夏商周三代屬于多元一體的、以王國為“國上之國”的復合制國家體系，是發展了的國家；秦漢以后的國家屬于更加成熟了的國家，是一種郡縣制下中央集權的結構穩定的國家形態，是帝制的帝國體系。
在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過程中，中原文明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震中說，文明和國家起源在聚落形態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由大體平等的聚落發展為含有階等和社會分層的中心聚落形態，再發展為都邑國家形態。這樣一個演化路徑既是中原的，也是全國性的。由于中原的材料非常豐富、特別典型，所以中原文明和國家起源路徑是中華文明的代表性路徑。夏商周由多元走向一體是以中原王都為中心而形成的。如夏代二里頭、商代殷墟、西周洛邑等。在這個階段，華夏民族已經形成。從秦漢到唐宋，大一統封建王朝的王都都建在中原。一個民族總是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就華夏民族而言，共同的地域就是中原王朝的國土。概括起來可以說“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夏商周是“復合制國家結構”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夏商周三代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對于夏商周的國家形態歷來有不同的看法。
王震中把夏商周三代稱之為“復合制國家結構”，主要是針對兩種傳統觀點而言的。一種觀點認為夏商周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三代諸侯國就像后來的秦漢帝國的郡縣。一種觀點認為王朝是由許多平等的方國組成的聯盟。這兩種觀點都有其局限性。如果說它是平等的方國聯盟，但是王室有超越于諸侯國之上的權力，可以支配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如果說它和秦漢帝國類似，夏商周的諸侯國卻是世襲的，擁有很大的自主權。秦漢以后的郡縣制與先秦時期的采邑、分封制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世襲的，前者中的各級官吏都是皇帝和中央直接任免的。夏商周王朝既是多元的，又是一體的。他借用復合函數的概念，提出“復合制國家結構”說，王朝里面既有位于中心的王室，又存在著無數的諸侯邦國，王室代表的是國上之國，諸侯邦國是國中之國，國中有國，共同構成王朝國家的邏輯。
王震中進一步分析說，所謂“復合制國家結構”，就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國家都是由位于中央的王國和其周邊的諸侯邦國兩大部分組成，二者處于不平等的地位，王為“天下共主”，諸侯邦國接受王的調遣和支配；整個王朝是一體的，作為其組成部分的王邦與各個諸侯邦國又是多元的。這種結構得到了甲骨文、金文和傳世文獻《尚書》《春秋》等材料的印證。
夏代可能是有文字系統的
河南，地處“天下之中”，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區。一個個重大考古發現講述中國歷史上奠定華夏文明、逐鹿中原的恢宏歷史。作為著名歷史學家，王震中在夏商周歷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十一卷本《商代史》中有王震中的《商代都邑》和《商族起源與先商社會變遷》兩卷著作。這兩部著作也發揮了他把歷史學與考古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學科交叉優勢，詳盡搜集了考古發掘資料，而又把它們與歷史文獻和甲骨文資料相結合。
王震中說，夏、商、周三代造就了中華文明的基本因素，華夏文明也是在這個時代形成的。在夏、商、周由多元走向一體過程中，河南是作為重心和中心而存在的。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夏朝后期的王都，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王都，安陽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西周時期，洛陽一帶被稱為“中國”，洛陽的成周是西周的東都。夏商周考古在河南有很多重要的發現，發現了殷墟宮殿宗廟區、王陵，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尤其是中國最早成科學體系的甲骨文意義重大。
夏商周考古，尤其是夏代考古，有沒有文字是很多人關注的焦點，殷墟、鄭州商城發現了甲骨文，在此之前的夏代會有文字嗎？
王震中說，甲骨文、金文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成系統的最早的文字，主要是因為甲骨文的材料和金文材料在北方埋下去以后還能保存，但是它不屬于日常的書寫材料，日常的書寫材料應該是寫在竹簡、木牘上的。竹簡、木牘在北方埋藏環境下面根本就保存不了幾千年，現在發掘出來都是灰，所以現在發現不了比甲骨文更早、成系統地寫在竹簡、木牘上的文字。沒有發現不等于沒有，夏代可能是有文字系統的，只是埋藏條件造成它難以保存至今。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在甲骨卜辭之外商代是有文獻的，因為流傳不易等原因，造成我們如今看到的夏商周文獻大多數是春秋戰國之后編撰的。其可信度時常受到后人的質疑。
王震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對于古代文獻的態度，大概有信古、疑古與釋古幾種。目前經常用到的“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的概念，有時有用，有時又略感有缺陷，由此他轉向使用“整合”這一概念，即把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科技考古等加以整合。多種學科的整合，并非拼盤式的綜合或湊合，它應該是圍繞某一課題或問題，以某一學科為主去整合相關學科，“整合”要為創造性思考服務，多學科要體現多個思維向度，共同構建和描繪出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
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路線圖”
在第十五屆“黃河學”高層論壇暨黃河文明與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上，王震中作了題為“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國家形態結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之關系”的主旨報告，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和“一體多元（源）”的發展歷程做了深入闡釋，認為從中華民族共同體起源、形成的發展過程來看，“炎黃—華夏—中華”是其階段鮮明的歷史軌跡。
王震中說，在國家與文明起源和發展過程中，伴隨而來的是古代民族的形成。幾年前，他在《紅旗文稿》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的凝聚》，認為華夏民族形成于夏代，最初屬于“自在民族”，到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已發展為“自覺民族”，當時人們用“華夏”“諸夏”“夏”“華”等來特意強調華夏族與其他族的區別以及華夏族的一體性時，不僅表明華夏民族已經形成，而且還表現出華夏民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識上的自覺。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民族的形成是近代以來的事情，但他認為，著名學者費孝通提出的“自在民族”“自覺民族”的概念及其從“自在民族”到“自覺民族”的發展過程是科學的。我國到了秦漢時期，隨著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出現，作為“自在民族”的中華民族就已經開始形成，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則是“自覺民族”的中華民族。
王震中說，一個民族往往擁有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文化、相通的經濟。華夏民族形成于夏代，因為從夏代起，夏商周三代的國家結構是多元一體的復合制，復合制既是多元一體的國家結構，也構成了由不同部族逐漸融合而成的華夏民族。如果說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從秦漢開始形成的，那么先秦時期的華夏族則是漢族和中華民族的前身。從先秦到近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呈現出“炎黃—華夏—中華”這樣的演進軌跡。
王震中認為，在“中華民族”的演進軌跡中，每個階段的民族共同體的類型都有相對應的國家形態結構：與“炎黃族團”相對應的是五帝時代的單一制的部族國家；與“華夏民族”相對應的是夏商周三代多元一體的復合制的王朝國家結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相對應的是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的國家形態結構。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伴隨著一元化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結構而誕生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結構造就了中華民族。
闡釋活化讓觀眾感受到快樂
在安陽殷墟景區，參加研學的小朋友書寫甲骨文“福”字。河南日報資料圖片
近年來，文化旅游興起，沉浸式體驗火熱，考古研學受到追捧。如何做好文物發掘保護、研究闡釋、展示利用，全景式展現中原厚重的歷史文化，讓更多人在行走河南中讀懂中國？如何深入挖掘文字承載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內涵，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文旅文創融合發展，把殷墟甲骨文打造成為中華文化新地標、中原文旅新名片？
王震中在接受采訪時說，在活化利用甲骨文方面，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和安陽市合作，做了不少工作。在安陽，甲骨文進了中學、小學的校園，命名了一批甲骨文特色學校。甲骨文進校園是有好處的，前提是不能給學生增加負擔，要讓孩子接觸甲骨文并將之變成一種興趣、體驗一種快樂。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甲骨文的保護傳承要與大數據、云計算聯系起來，利用互聯網建設甲骨文數據庫，免費對社會開放，給研究者提供查找資料的便利，吸引更多的社會人群關注甲骨文，感受中國文字的魅力。目前出版了不少的甲骨文字典，一些字典只是收錄文字，沒有解釋，重復勞動。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強調字與字之間的相互聯系和文字的歷史背景，值得借鑒。借助新興科學、多學科融合，是今后甲骨文、商代歷史研究的方向。
博物館免費開放、考古遺址公園紛紛掛牌，河南文旅文創融合戰略逐步實施，打造“聽得見、看得著、可觸摸”的文明之旅，作為歷史學家，有什么意見和建議？
王震中說，把地下挖出來的遺跡進行活化利用，發展文化旅游，這是很好的事情。考古遺址的開發利用需要解決幾個方面的問題：讓觀眾看什么，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吸引人。想吸引人就要進行場景復原、開發沉浸式體驗，但是這些開發利用要考慮文物本體的保護，有利于今后的發掘研究。殷墟做得比較好，一些遺跡在原址保護展示，一些遺跡用綠植進行標識，有詳細的文字說明，觀眾能看明白，如果在說明牌上增加視頻資料，效果會更好。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河南在黃河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王震中建議，要抓住建設國家黃河文化公園的良機，高標準建設，讓黃河文化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在采訪中，記者向王震中介紹了河南省啟動實施河南興文化工程文化研究工作的情況，并請他提供一些意見和建議。
王震中說，這樣大規模的研究課題不是哪一個高校或單位能承擔得了的。河南以前做過《中原文化大典》，那時候的一些做法可以提供參考和借鑒。在這些課題之外，河南還應該重點關注一些既是國家層面的又是河南優勢的傳統文化重大課題，比如說“黃河學”“炎黃學”“中原學”等，動員全國力量，多學科融合，集體攻關，爭取取得重大突破。
采訪最后，王震中強調，不論是考古發現、傳統文化研究，還是文旅文創融合發展，我們始終處在不斷追求之中。
人物簡介
圖為河南日報社全媒體記者 李思豫 攝
王震中，1957年生，陜西省三原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副主任，國家一級研究員（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教材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學位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主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王震中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期刊上發表論文130余篇，出版著作有《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商代都邑》《商族起源與先商社會變遷》《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重建中國上古史的探索》《中國大通史·史前卷》（第一卷）等10余部，多項成果獲得國家級獎勵，在國內學術界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研究范式，有許多理論和方法已成為主流性的學術趨勢。
專家觀點
文明起源“三要素”（文字、銅器、城市）具有很大局限性，很難適應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樣性和區域性。
中原文明和國家起源路徑是中華文明的代表性路徑。夏商周由多元走向一體是以中原王都為中心而形成的。
從中華民族共同體起源、形成的發展過程來看，“炎黃—華夏—中華”是其階段鮮明的歷史軌跡。
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伴隨著一元化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結構而誕生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結構造就了中華民族。
策劃：魏劍
執行：方舟 溫小娟 張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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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報客戶端記者 張體義 胡春娜
第十五屆“黃河學”高層論壇暨黃河文明與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11月18日—19日在河南大學召開。圍繞“黃河文明與國家治理”這個主題，來自全國各地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100余人參加會議。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震中進行學術總結，并于近日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河南日報資料圖片
文明起源在聚落形態上經歷三個階段
文明起源是全世界學界關注的課題，國內外學者提出了不少的觀點和評判標準。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王震中開始將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來研究國家與文明的起源，提出并論證了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路徑與模式。
王震中說，關于文明起源研究，國內外較為流行的觀點是用三要素——文字、銅器和城市來探討文明的起源。他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中談到，所謂“三要素”有很大局限性，很難適應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樣性和區域性，也就是說，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因為各古代文明所處的生態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不同，其文明到來時的現象也不盡一致，導致各地文明社會演進格局的多樣性。因此他提出把“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來研究文明的起源”，這樣就把考古學、歷史學與人類學三者結合了起來。
通過聚落形態的演進分析，王震中認為，我國古代文明與國家的起源經歷了“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態—都邑國家形態”的演進路徑，有學者稱之為“中國文明起源途徑的聚落三形態演進說”。這一理論對中國古代國家與文明起源的過程和路徑做了概括。而對于進入文明社會之后，王震中提出了“邦國—王國（三代王朝國家）—帝國”說。
王震中通過研究認為，夏代之前龍山時代的國家是單一制邦國，屬于早期國家；夏商周三代屬于多元一體的、以王國為“國上之國”的復合制國家體系，是發展了的國家；秦漢以后的國家屬于更加成熟了的國家，是一種郡縣制下中央集權的結構穩定的國家形態，是帝制的帝國體系。
在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過程中，中原文明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震中說，文明和國家起源在聚落形態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由大體平等的聚落發展為含有階等和社會分層的中心聚落形態，再發展為都邑國家形態。這樣一個演化路徑既是中原的，也是全國性的。由于中原的材料非常豐富、特別典型，所以中原文明和國家起源路徑是中華文明的代表性路徑。夏商周由多元走向一體是以中原王都為中心而形成的。如夏代二里頭、商代殷墟、西周洛邑等。在這個階段，華夏民族已經形成。從秦漢到唐宋，大一統封建王朝的王都都建在中原。一個民族總是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就華夏民族而言，共同的地域就是中原王朝的國土。概括起來可以說“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夏商周是“復合制國家結構”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夏商周三代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對于夏商周的國家形態歷來有不同的看法。
王震中把夏商周三代稱之為“復合制國家結構”，主要是針對兩種傳統觀點而言的。一種觀點認為夏商周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三代諸侯國就像后來的秦漢帝國的郡縣。一種觀點認為王朝是由許多平等的方國組成的聯盟。這兩種觀點都有其局限性。如果說它是平等的方國聯盟，但是王室有超越于諸侯國之上的權力，可以支配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如果說它和秦漢帝國類似，夏商周的諸侯國卻是世襲的，擁有很大的自主權。秦漢以后的郡縣制與先秦時期的采邑、分封制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世襲的，前者中的各級官吏都是皇帝和中央直接任免的。夏商周王朝既是多元的，又是一體的。他借用復合函數的概念，提出“復合制國家結構”說，王朝里面既有位于中心的王室，又存在著無數的諸侯邦國，王室代表的是國上之國，諸侯邦國是國中之國，國中有國，共同構成王朝國家的邏輯。
王震中進一步分析說，所謂“復合制國家結構”，就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國家都是由位于中央的王國和其周邊的諸侯邦國兩大部分組成，二者處于不平等的地位，王為“天下共主”，諸侯邦國接受王的調遣和支配；整個王朝是一體的，作為其組成部分的王邦與各個諸侯邦國又是多元的。這種結構得到了甲骨文、金文和傳世文獻《尚書》《春秋》等材料的印證。
夏代可能是有文字系統的
河南，地處“天下之中”，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區。一個個重大考古發現講述中國歷史上奠定華夏文明、逐鹿中原的恢宏歷史。作為著名歷史學家，王震中在夏商周歷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十一卷本《商代史》中有王震中的《商代都邑》和《商族起源與先商社會變遷》兩卷著作。這兩部著作也發揮了他把歷史學與考古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學科交叉優勢，詳盡搜集了考古發掘資料，而又把它們與歷史文獻和甲骨文資料相結合。
王震中說，夏、商、周三代造就了中華文明的基本因素，華夏文明也是在這個時代形成的。在夏、商、周由多元走向一體過程中，河南是作為重心和中心而存在的。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夏朝后期的王都，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王都，安陽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西周時期，洛陽一帶被稱為“中國”，洛陽的成周是西周的東都。夏商周考古在河南有很多重要的發現，發現了殷墟宮殿宗廟區、王陵，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尤其是中國最早成科學體系的甲骨文意義重大。
夏商周考古，尤其是夏代考古，有沒有文字是很多人關注的焦點，殷墟、鄭州商城發現了甲骨文，在此之前的夏代會有文字嗎？
王震中說，甲骨文、金文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成系統的最早的文字，主要是因為甲骨文的材料和金文材料在北方埋下去以后還能保存，但是它不屬于日常的書寫材料，日常的書寫材料應該是寫在竹簡、木牘上的。竹簡、木牘在北方埋藏環境下面根本就保存不了幾千年，現在發掘出來都是灰，所以現在發現不了比甲骨文更早、成系統地寫在竹簡、木牘上的文字。沒有發現不等于沒有，夏代可能是有文字系統的，只是埋藏條件造成它難以保存至今。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在甲骨卜辭之外商代是有文獻的，因為流傳不易等原因，造成我們如今看到的夏商周文獻大多數是春秋戰國之后編撰的。其可信度時常受到后人的質疑。
王震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對于古代文獻的態度，大概有信古、疑古與釋古幾種。目前經常用到的“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的概念，有時有用，有時又略感有缺陷，由此他轉向使用“整合”這一概念，即把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科技考古等加以整合。多種學科的整合，并非拼盤式的綜合或湊合，它應該是圍繞某一課題或問題，以某一學科為主去整合相關學科，“整合”要為創造性思考服務，多學科要體現多個思維向度，共同構建和描繪出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
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路線圖”
在第十五屆“黃河學”高層論壇暨黃河文明與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上，王震中作了題為“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國家形態結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之關系”的主旨報告，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和“一體多元（源）”的發展歷程做了深入闡釋，認為從中華民族共同體起源、形成的發展過程來看，“炎黃—華夏—中華”是其階段鮮明的歷史軌跡。
王震中說，在國家與文明起源和發展過程中，伴隨而來的是古代民族的形成。幾年前，他在《紅旗文稿》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的凝聚》，認為華夏民族形成于夏代，最初屬于“自在民族”，到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已發展為“自覺民族”，當時人們用“華夏”“諸夏”“夏”“華”等來特意強調華夏族與其他族的區別以及華夏族的一體性時，不僅表明華夏民族已經形成，而且還表現出華夏民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識上的自覺。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民族的形成是近代以來的事情，但他認為，著名學者費孝通提出的“自在民族”“自覺民族”的概念及其從“自在民族”到“自覺民族”的發展過程是科學的。我國到了秦漢時期，隨著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出現，作為“自在民族”的中華民族就已經開始形成，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則是“自覺民族”的中華民族。
王震中說，一個民族往往擁有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文化、相通的經濟。華夏民族形成于夏代，因為從夏代起，夏商周三代的國家結構是多元一體的復合制，復合制既是多元一體的國家結構，也構成了由不同部族逐漸融合而成的華夏民族。如果說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從秦漢開始形成的，那么先秦時期的華夏族則是漢族和中華民族的前身。從先秦到近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呈現出“炎黃—華夏—中華”這樣的演進軌跡。
王震中認為，在“中華民族”的演進軌跡中，每個階段的民族共同體的類型都有相對應的國家形態結構：與“炎黃族團”相對應的是五帝時代的單一制的部族國家；與“華夏民族”相對應的是夏商周三代多元一體的復合制的王朝國家結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相對應的是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的國家形態結構。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伴隨著一元化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結構而誕生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結構造就了中華民族。
闡釋活化讓觀眾感受到快樂
在安陽殷墟景區，參加研學的小朋友書寫甲骨文“福”字。河南日報資料圖片
近年來，文化旅游興起，沉浸式體驗火熱，考古研學受到追捧。如何做好文物發掘保護、研究闡釋、展示利用，全景式展現中原厚重的歷史文化，讓更多人在行走河南中讀懂中國？如何深入挖掘文字承載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內涵，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文旅文創融合發展，把殷墟甲骨文打造成為中華文化新地標、中原文旅新名片？
王震中在接受采訪時說，在活化利用甲骨文方面，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和安陽市合作，做了不少工作。在安陽，甲骨文進了中學、小學的校園，命名了一批甲骨文特色學校。甲骨文進校園是有好處的，前提是不能給學生增加負擔，要讓孩子接觸甲骨文并將之變成一種興趣、體驗一種快樂。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甲骨文的保護傳承要與大數據、云計算聯系起來，利用互聯網建設甲骨文數據庫，免費對社會開放，給研究者提供查找資料的便利，吸引更多的社會人群關注甲骨文，感受中國文字的魅力。目前出版了不少的甲骨文字典，一些字典只是收錄文字，沒有解釋，重復勞動。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強調字與字之間的相互聯系和文字的歷史背景，值得借鑒。借助新興科學、多學科融合，是今后甲骨文、商代歷史研究的方向。
博物館免費開放、考古遺址公園紛紛掛牌，河南文旅文創融合戰略逐步實施，打造“聽得見、看得著、可觸摸”的文明之旅，作為歷史學家，有什么意見和建議？
王震中說，把地下挖出來的遺跡進行活化利用，發展文化旅游，這是很好的事情。考古遺址的開發利用需要解決幾個方面的問題：讓觀眾看什么，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吸引人。想吸引人就要進行場景復原、開發沉浸式體驗，但是這些開發利用要考慮文物本體的保護，有利于今后的發掘研究。殷墟做得比較好，一些遺跡在原址保護展示，一些遺跡用綠植進行標識，有詳細的文字說明，觀眾能看明白，如果在說明牌上增加視頻資料，效果會更好。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河南在黃河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王震中建議，要抓住建設國家黃河文化公園的良機，高標準建設，讓黃河文化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在采訪中，記者向王震中介紹了河南省啟動實施河南興文化工程文化研究工作的情況，并請他提供一些意見和建議。
王震中說，這樣大規模的研究課題不是哪一個高校或單位能承擔得了的。河南以前做過《中原文化大典》，那時候的一些做法可以提供參考和借鑒。在這些課題之外，河南還應該重點關注一些既是國家層面的又是河南優勢的傳統文化重大課題，比如說“黃河學”“炎黃學”“中原學”等，動員全國力量，多學科融合，集體攻關，爭取取得重大突破。
采訪最后，王震中強調，不論是考古發現、傳統文化研究，還是文旅文創融合發展，我們始終處在不斷追求之中。
人物簡介
圖為河南日報社全媒體記者 李思豫 攝
王震中，1957年生，陜西省三原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副主任，國家一級研究員（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教材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學位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主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王震中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期刊上發表論文130余篇，出版著作有《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商代都邑》《商族起源與先商社會變遷》《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重建中國上古史的探索》《中國大通史·史前卷》（第一卷）等10余部，多項成果獲得國家級獎勵，在國內學術界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研究范式，有許多理論和方法已成為主流性的學術趨勢。
專家觀點
文明起源“三要素”（文字、銅器、城市）具有很大局限性，很難適應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樣性和區域性。
中原文明和國家起源路徑是中華文明的代表性路徑。夏商周由多元走向一體是以中原王都為中心而形成的。
從中華民族共同體起源、形成的發展過程來看，“炎黃—華夏—中華”是其階段鮮明的歷史軌跡。
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伴隨著一元化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結構而誕生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結構造就了中華民族。
策劃：魏劍
執行：方舟 溫小娟 張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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