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關注丨在殷墟 探源中華文明根脈
更新時間：2022-12-3 12:18:21 來源：河南日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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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文獻可考、為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為我們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
前不久，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發布會，通報了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的最新成果和進展。從這些最新成果和進展中可以讀取到哪些信息？殷墟考古對探源中華文明有何深遠意義？長年堅守于發掘第一線，面對未來，殷墟考古人又有哪些思考？
殷墟考古不斷“上新”
冬日的安陽，寒冷靜謐，穿城而過的洹河波平如鏡。坐落在洹河南岸的殷墟宮殿宗廟遺址，無聲地訴說著曾經悠久的殷商文明。
在洹河北岸，考古人員新發現了一條大型東西向道路遺跡。記者注意到，這條道路用鵝卵石、打碎較均勻的陶片及骨骼等混雜鋪成，由于長期踩踏、碾壓，路面堅硬，其上有多條車轍痕跡，十分清晰。
據了解，該道路呈東西走向，西低東高，已發掘長度達80米，兩端均延伸至發掘區以外，最寬處達14米，北部路段邊緣已全部露出來，南部部分邊緣處于發掘區以外，被現代建筑疊壓。
“這條道路兩側是分布密集的居址、墓葬、手工業作坊等，與此前在洹河北岸發現的東西向大道和南北向大道，一同構成類似‘街區’的布局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陽工作站副站長何毓靈介紹，路網、“街區”的發現，讓晚商都城規劃布局更為清晰。
近些年，不但殷墟內部的道路系統被接連揭示，小屯宮殿宗廟區也新發現大型池苑、水道及與之相關的建筑遺跡，池苑面積達6萬多平方米，通過水道與洹河聯通，改變了以往對殷墟宮殿宗廟區整體格局的認識。
圍繞殷墟王陵區周邊的勘探與發掘，考古工作人員確認了王陵區東區、西區外圍各環繞一條圍溝，溝寬超過10米，將王陵與大量祭祀坑圍于溝內。圍溝的發現突破了對于殷墟王陵區布局的認識，是商代陵園制度研究的重大進展。
近20年來，以手工業作坊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手工業考古，在殷墟方興未艾。
考古人員在洹北手工業作坊區發現大量鑄銅、制骨、制陶、居住生活遺跡，以及分布有序的墓地。殷墟周邊的辛店、陶家營、邵家棚遺址發現了大量鑄銅作坊、工具、房址等遺跡遺物。
“自2015年至今，我們持續在洹北商城考古發掘，主要發掘包括鑄銅、制骨、制陶等手工業生產作坊區，逐步厘清了商代中期都城的面貌。”何毓靈說，目前在殷墟至少有5個青銅鑄造作坊和3個骨器鑄造作坊。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至2020年，考古人員發現并發掘的辛店鑄銅作坊，面積更是達到近百萬平方米。這些考古發現與發掘展現了3000多年前商代人群交流與互動、生業與環境、資源與技術等，極大推動了晚商時期手工業生產資源、生產技術、產品流通、組織管理、從業人群等諸多相關問題研究。
隨著殷墟考古不斷“上新”，一個生動立體的“大邑商”面貌越來越清晰。
殷墟考古奠定“尋夏”基石
殷墟考古取得新突破，商代文明的真實面容慢慢浮現出來。
“殷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起點和基石。深入了解殷墟，才能準確把握中國早期文明的核心要素和內涵。”何毓靈告訴記者，鄭州商城遺址、二里頭遺址、兩周城址性質的確認，離不開以殷墟為基點的比對與辨析。同樣，周邊區域青銅文化，如草原青銅文化、三星堆文化、先周文化、珍珠門文化等性質與年代的判斷，以殷墟為坐標和參照，其年代與內涵才能更加清晰。
何毓靈認為，以殷墟為支點，構建起夏商考古學文化的時空體系，也為探究更早的文明提供了重要抓手。“多座遺址的發現都與殷墟都城的發現與研究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所以尋找‘夏’必先研究好‘商’。”他說。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不同文明彼此影響、交流、借鑒。
“青銅器便是力證之一。”何毓靈介紹，在吸收借鑒西方冶金技術的基礎上，自夏代開始采用泥范塊范法技術鑄造青銅容器，這項技術到殷墟時期達到頂峰，也因此才能鑄成重達875公斤的司母戊鼎。
“三星堆文明與中原殷商文明關系密切。比如，三星堆青銅器上的云紋、夔龍紋等，都是中原青銅器常見的紋飾。”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孔德銘介紹，從辛店遺址、陶家營遺址和邵家棚遺址都可以看到文化的交流，陶家營發現的青銅鉞、鋸等兵器和工具，帶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綠松石則可能來自長江流域。
“中華文明早期是多元的，在4000年前開始從多元走向一體，相當于在夏代，中原地區就逐漸居于中心地位，引領了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劉海旺說。
未來殷墟發掘需要科技考古“加持”
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安陽殷墟遺址視察時強調，考古工作要繼續重視和加強，繼續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殷墟是我國考古學的搖籃和圣地。90多年前，中國考古人從殷墟出發，用手鏟一頁頁揭開埋藏地下數千年的文明燦爛長卷；今天，新時代考古人在回望來路之時，也在思考前程。
“殷墟總面積在36平方公里左右。1928年至今，發掘面積仍不到總面積的5%。”何毓靈說，對殷墟遺址來說，甲骨上雖然留有記載，但總體內容比較有限。
他認為，結合新的發現與發掘，特別是地形、地貌、路網、水系等，重新認識宮殿區與王陵區的范圍、內涵、聯系成為當務之急。從布局的角度，結合洹河北部區域道路的新發現，重新探討、解讀殷墟都邑成為必然。
何毓靈坦言，在大規模配合基本建設考古發掘中，由于時間緊、任務重，很多重要遺存在現場不具備精細清理、提取信息的條件，只得套箱搬運出來。這些遺存需盡快進行實驗室考古。同樣，通過復原試驗的方式，深入了解鑄銅、制骨、制玉、制陶等多種手工業生產技術，也是未來殷墟工作的重要方向。
“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主動性、精細化增強，采用多種科技手段全方位提取信息成為必然。由于殷墟發掘時間長，資料全，可以說目前已知的科技考古方法基本上都在殷墟或多或少地進行過。”他表示，在未來殷墟發掘工作中，需要科技考古更加深度介入，相關人員走進田野一線，充分地溝通與協作，如此才能真正解決考古學問題，推進殷墟研究走向深入。
如今在安陽，殷墟保護展示與活化利用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去年10月，《河南省安陽殷墟保護條例》正式實施，為殷墟保護提供法律支持。當地也已建立起公安、內保、協管、網格員共同參與的群防群治體系。
前不久，安陽殷墟考古文旅小鎮、中國文字博物館續建工程和漢字公園先后對外開放，成為展示中華文明的新窗口。
甲骨文表情包、甲骨文雪糕、殷墟青銅器數字藏品等文創產品頗受大眾喜愛，殷墟元宇宙、全球甲骨文全息影像采集、“殷契文淵”甲骨文數據庫等數字化工程讓冷門絕學不再“高冷”……古老的殷墟更加“鮮活”。
殷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殷墟遺址博物館正在加緊建設中。
我們相信，那埋藏在歷史深處的中華文明源頭密碼，將會被一一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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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文獻可考、為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為我們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
前不久，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發布會，通報了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的最新成果和進展。從這些最新成果和進展中可以讀取到哪些信息？殷墟考古對探源中華文明有何深遠意義？長年堅守于發掘第一線，面對未來，殷墟考古人又有哪些思考？
殷墟考古不斷“上新”
冬日的安陽，寒冷靜謐，穿城而過的洹河波平如鏡。坐落在洹河南岸的殷墟宮殿宗廟遺址，無聲地訴說著曾經悠久的殷商文明。
在洹河北岸，考古人員新發現了一條大型東西向道路遺跡。記者注意到，這條道路用鵝卵石、打碎較均勻的陶片及骨骼等混雜鋪成，由于長期踩踏、碾壓，路面堅硬，其上有多條車轍痕跡，十分清晰。
據了解，該道路呈東西走向，西低東高，已發掘長度達80米，兩端均延伸至發掘區以外，最寬處達14米，北部路段邊緣已全部露出來，南部部分邊緣處于發掘區以外，被現代建筑疊壓。
“這條道路兩側是分布密集的居址、墓葬、手工業作坊等，與此前在洹河北岸發現的東西向大道和南北向大道，一同構成類似‘街區’的布局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陽工作站副站長何毓靈介紹，路網、“街區”的發現，讓晚商都城規劃布局更為清晰。
近些年，不但殷墟內部的道路系統被接連揭示，小屯宮殿宗廟區也新發現大型池苑、水道及與之相關的建筑遺跡，池苑面積達6萬多平方米，通過水道與洹河聯通，改變了以往對殷墟宮殿宗廟區整體格局的認識。
圍繞殷墟王陵區周邊的勘探與發掘，考古工作人員確認了王陵區東區、西區外圍各環繞一條圍溝，溝寬超過10米，將王陵與大量祭祀坑圍于溝內。圍溝的發現突破了對于殷墟王陵區布局的認識，是商代陵園制度研究的重大進展。
近20年來，以手工業作坊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手工業考古，在殷墟方興未艾。
考古人員在洹北手工業作坊區發現大量鑄銅、制骨、制陶、居住生活遺跡，以及分布有序的墓地。殷墟周邊的辛店、陶家營、邵家棚遺址發現了大量鑄銅作坊、工具、房址等遺跡遺物。
“自2015年至今，我們持續在洹北商城考古發掘，主要發掘包括鑄銅、制骨、制陶等手工業生產作坊區，逐步厘清了商代中期都城的面貌。”何毓靈說，目前在殷墟至少有5個青銅鑄造作坊和3個骨器鑄造作坊。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至2020年，考古人員發現并發掘的辛店鑄銅作坊，面積更是達到近百萬平方米。這些考古發現與發掘展現了3000多年前商代人群交流與互動、生業與環境、資源與技術等，極大推動了晚商時期手工業生產資源、生產技術、產品流通、組織管理、從業人群等諸多相關問題研究。
隨著殷墟考古不斷“上新”，一個生動立體的“大邑商”面貌越來越清晰。
殷墟考古奠定“尋夏”基石
殷墟考古取得新突破，商代文明的真實面容慢慢浮現出來。
“殷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起點和基石。深入了解殷墟，才能準確把握中國早期文明的核心要素和內涵。”何毓靈告訴記者，鄭州商城遺址、二里頭遺址、兩周城址性質的確認，離不開以殷墟為基點的比對與辨析。同樣，周邊區域青銅文化，如草原青銅文化、三星堆文化、先周文化、珍珠門文化等性質與年代的判斷，以殷墟為坐標和參照，其年代與內涵才能更加清晰。
何毓靈認為，以殷墟為支點，構建起夏商考古學文化的時空體系，也為探究更早的文明提供了重要抓手。“多座遺址的發現都與殷墟都城的發現與研究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所以尋找‘夏’必先研究好‘商’。”他說。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不同文明彼此影響、交流、借鑒。
“青銅器便是力證之一。”何毓靈介紹，在吸收借鑒西方冶金技術的基礎上，自夏代開始采用泥范塊范法技術鑄造青銅容器，這項技術到殷墟時期達到頂峰，也因此才能鑄成重達875公斤的司母戊鼎。
“三星堆文明與中原殷商文明關系密切。比如，三星堆青銅器上的云紋、夔龍紋等，都是中原青銅器常見的紋飾。”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孔德銘介紹，從辛店遺址、陶家營遺址和邵家棚遺址都可以看到文化的交流，陶家營發現的青銅鉞、鋸等兵器和工具，帶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綠松石則可能來自長江流域。
“中華文明早期是多元的，在4000年前開始從多元走向一體，相當于在夏代，中原地區就逐漸居于中心地位，引領了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劉海旺說。
未來殷墟發掘需要科技考古“加持”
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安陽殷墟遺址視察時強調，考古工作要繼續重視和加強，繼續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殷墟是我國考古學的搖籃和圣地。90多年前，中國考古人從殷墟出發，用手鏟一頁頁揭開埋藏地下數千年的文明燦爛長卷；今天，新時代考古人在回望來路之時，也在思考前程。
“殷墟總面積在36平方公里左右。1928年至今，發掘面積仍不到總面積的5%。”何毓靈說，對殷墟遺址來說，甲骨上雖然留有記載，但總體內容比較有限。
他認為，結合新的發現與發掘，特別是地形、地貌、路網、水系等，重新認識宮殿區與王陵區的范圍、內涵、聯系成為當務之急。從布局的角度，結合洹河北部區域道路的新發現，重新探討、解讀殷墟都邑成為必然。
何毓靈坦言，在大規模配合基本建設考古發掘中，由于時間緊、任務重，很多重要遺存在現場不具備精細清理、提取信息的條件，只得套箱搬運出來。這些遺存需盡快進行實驗室考古。同樣，通過復原試驗的方式，深入了解鑄銅、制骨、制玉、制陶等多種手工業生產技術，也是未來殷墟工作的重要方向。
“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主動性、精細化增強，采用多種科技手段全方位提取信息成為必然。由于殷墟發掘時間長，資料全，可以說目前已知的科技考古方法基本上都在殷墟或多或少地進行過。”他表示，在未來殷墟發掘工作中，需要科技考古更加深度介入，相關人員走進田野一線，充分地溝通與協作，如此才能真正解決考古學問題，推進殷墟研究走向深入。
如今在安陽，殷墟保護展示與活化利用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去年10月，《河南省安陽殷墟保護條例》正式實施，為殷墟保護提供法律支持。當地也已建立起公安、內保、協管、網格員共同參與的群防群治體系。
前不久，安陽殷墟考古文旅小鎮、中國文字博物館續建工程和漢字公園先后對外開放，成為展示中華文明的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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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殷墟遺址博物館正在加緊建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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