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的“為官之道”】
更新時間：2014-5-13 9:44:40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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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人們在蘭考參觀焦裕祿同志紀念館。村民看來沒架子的“大官兒”焦裕祿，也是干部們眼里溫和寬厚的“焦書記”。然而“溫和寬厚”并非簡單的忍讓或“好好先生”。面對蘭考嚴峻災情的考驗，關鍵時刻焦裕祿敢于從實際出發拍板決策。新華社記者 朱祥 攝
新華網鄭州５月１２日新媒體專電（記者張興軍 雙瑞）“抓緊時間關心群眾生活，社員有勞有逸，在生活上沒有落實的要很快落實。”“多給群眾講政策，講種花生獎勵政策。”“不準購買馬車，主要買架子車和牲口！”“送肥料運輸不要叫小孩拉。”……
坐在自家小院里，戴著老花眼鏡，７９歲的孫世忠逐字逐句地念著焦裕祿的電話會議記錄。視線從發黃的紙頁上收回，思緒穿越至５０多年以前……
那是１９６３年農歷九月的一天，收獲的高粱都打了捆。２８歲的葡萄架村會計孫世忠，在村口迎面碰見了７個陌生人，都推著半新不舊的“二八”自行車，打頭的是個黑瘦黑瘦的高個兒，外面穿一件看不清顏色的大衣，沒系扣，頭戴“四塊瓦”棉帽，半邊帽檐耷拉著。
“我上去問是哪來的，后面有人說這是縣委焦書記。聽說是縣里來的，我趕緊去掂水，焦書記一邊攔著不讓掂，一邊打聽災情咋樣……”
第二天，焦裕祿叫上孫世忠一起看災情。南邊地勢高，看著還不錯；到了地北，到處是水，只好脫了鞋，褲腿卷到膝蓋上淌過去。就這樣邊走邊看到天黑，一口氣轉了１０個村子。
“到第三天，焦書記回城取了鋪蓋卷兒，在村里就住下了。一星期后，我上公社辦事，他們還不知道焦書記駐村的消息呢！”孫世忠回憶。
在葡萄架村，焦裕祿一住就是三個月。他給村里調來１０輛架子車搞運輸，他鼓勵村民育桐根、栽桐樹防風治沙，他和大家一起翻土改造鹽堿地。他還聯系醫院，自掏腰包救了剛滿周歲的病危孩童張徐州一命。
第一次見這么大的“官兒”，村里人的印象不是稀奇，而是“土”。穿衣服不講究不說，襪子上居然有好多補丁。但大家又都愛聽焦裕祿說話，開會的時候，老頭兒老婆子們圍了一圈，聽他講如何抗災自救，發展生產。他給群眾散煙，群眾抽煙也給他讓。
有兩三次，孫世忠眼見焦裕祿用個茶缸子頂著腰，問是咋回事。他強忍痛苦擺擺手，說不要緊。因為見的人少，這樣的場景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村民看來沒架子的“大官兒”，也是干部們眼里溫寬厚的“焦書記”。
有一次，縣委辦的張明常跟著焦裕祿下鄉回城。因為天氣太熱，張明常途中吃了瓜農的一個瓜。焦裕祿讓去付錢，看瓜的老人表示，這是種瓜，按當地規矩，路人吃瓜把瓜籽留下就行了，不用付錢。
“焦書記聽了沒吭聲，一直走到黃河大堤邊。他問我，這是什么大堤？我說是明故道的南堤。他又問我，這大堤一直就這么高嗎？我說是多年來隨著河道淤積逐漸加高的。這時焦書記說，黃河大堤不是一下打這么高，人也不是一開始就犯大錯誤，今天犯個小錯沒察覺，明天犯了還沒察覺，最后越犯越大。”
這段大堤對話，張明常至今難忘，“他說話很慢，幾乎沒見發過脾氣，就是批評人，也讓你心里熱乎乎的。”
然而“溫和寬厚”并非簡單的忍讓或“好好先生”。
在河南省檔案館，至今存有焦裕祿當年查處一位生產隊長腐敗案件的手稿。上面寫著：“這樣的壞黨員在群眾生活嚴重困難的情況下，貪污盜竊發了大財……不立即嚴肅處理繩以黨紀國法，是不能挽回影響的，不能平民憤的……”盡管紙頁泛黃筆跡模糊，但字里行間的震怒與決心，仍能穿透歲月，直抵人心。
面對蘭考嚴峻災情的考驗，關鍵時刻焦裕祿還敢于從實際出發拍板決策。
劉俊生介紹，因為逃荒的人太多，為了刺激生產積極性，當時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邊遠地塊承包給社員耕種。焦裕祿看到有的村把棗樹包給個人后，群眾收獲了不少棗子。受此啟發，１９６３年前后當地冒險搞了林木承包責任制。
“那時候是談‘包’色變，包產到戶便是資本主義，誰敢說一個‘包’字，就是立場問題、路線問題。”劉俊生說，“但是焦裕祿沒有回避這個問題，他說改變蘭考面貌，要根據蘭考的實際想問題。包下去的是責任，沒有改變社會主義性質。他還強調，種樹一定要實事求是，栽一畝就報一畝，種一棵就報一棵，不放衛星。”
就在焦裕祿電話通知“抓緊時間關心群眾生活”的時候，他的肝病卻在勞累和拖延中變得越來越重。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３日，焦裕祿被送往開封醫院，此時距離孫世忠寫下開頭的那段會議記錄僅過去了１１天。
一個多月后，焦裕祿病逝。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６日，遵照遺愿，焦裕祿的靈柩由鄭州遷往蘭考。那個時節，他蹲點葡萄架村時種下的泡桐樹長到了碗口粗，被焦裕祿救過的張徐州也已改名“張繼焦”。人山人海的現場，身為葡萄架村支書的孫世忠做了發言，但這位３１歲的豫東漢子剛開口就泣不成聲，剩下兩頁稿紙愣是沒能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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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人們在蘭考參觀焦裕祿同志紀念館。村民看來沒架子的“大官兒”焦裕祿，也是干部們眼里溫和寬厚的“焦書記”。然而“溫和寬厚”并非簡單的忍讓或“好好先生”。面對蘭考嚴峻災情的考驗，關鍵時刻焦裕祿敢于從實際出發拍板決策。新華社記者 朱祥 攝
新華網鄭州５月１２日新媒體專電（記者張興軍 雙瑞）“抓緊時間關心群眾生活，社員有勞有逸，在生活上沒有落實的要很快落實。”“多給群眾講政策，講種花生獎勵政策。”“不準購買馬車，主要買架子車和牲口！”“送肥料運輸不要叫小孩拉。”……
坐在自家小院里，戴著老花眼鏡，７９歲的孫世忠逐字逐句地念著焦裕祿的電話會議記錄。視線從發黃的紙頁上收回，思緒穿越至５０多年以前……
那是１９６３年農歷九月的一天，收獲的高粱都打了捆。２８歲的葡萄架村會計孫世忠，在村口迎面碰見了７個陌生人，都推著半新不舊的“二八”自行車，打頭的是個黑瘦黑瘦的高個兒，外面穿一件看不清顏色的大衣，沒系扣，頭戴“四塊瓦”棉帽，半邊帽檐耷拉著。
“我上去問是哪來的，后面有人說這是縣委焦書記。聽說是縣里來的，我趕緊去掂水，焦書記一邊攔著不讓掂，一邊打聽災情咋樣……”
第二天，焦裕祿叫上孫世忠一起看災情。南邊地勢高，看著還不錯；到了地北，到處是水，只好脫了鞋，褲腿卷到膝蓋上淌過去。就這樣邊走邊看到天黑，一口氣轉了１０個村子。
“到第三天，焦書記回城取了鋪蓋卷兒，在村里就住下了。一星期后，我上公社辦事，他們還不知道焦書記駐村的消息呢！”孫世忠回憶。
在葡萄架村，焦裕祿一住就是三個月。他給村里調來１０輛架子車搞運輸，他鼓勵村民育桐根、栽桐樹防風治沙，他和大家一起翻土改造鹽堿地。他還聯系醫院，自掏腰包救了剛滿周歲的病危孩童張徐州一命。
第一次見這么大的“官兒”，村里人的印象不是稀奇，而是“土”。穿衣服不講究不說，襪子上居然有好多補丁。但大家又都愛聽焦裕祿說話，開會的時候，老頭兒老婆子們圍了一圈，聽他講如何抗災自救，發展生產。他給群眾散煙，群眾抽煙也給他讓。
有兩三次，孫世忠眼見焦裕祿用個茶缸子頂著腰，問是咋回事。他強忍痛苦擺擺手，說不要緊。因為見的人少，這樣的場景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村民看來沒架子的“大官兒”，也是干部們眼里溫寬厚的“焦書記”。
有一次，縣委辦的張明常跟著焦裕祿下鄉回城。因為天氣太熱，張明常途中吃了瓜農的一個瓜。焦裕祿讓去付錢，看瓜的老人表示，這是種瓜，按當地規矩，路人吃瓜把瓜籽留下就行了，不用付錢。
“焦書記聽了沒吭聲，一直走到黃河大堤邊。他問我，這是什么大堤？我說是明故道的南堤。他又問我，這大堤一直就這么高嗎？我說是多年來隨著河道淤積逐漸加高的。這時焦書記說，黃河大堤不是一下打這么高，人也不是一開始就犯大錯誤，今天犯個小錯沒察覺，明天犯了還沒察覺，最后越犯越大。”
這段大堤對話，張明常至今難忘，“他說話很慢，幾乎沒見發過脾氣，就是批評人，也讓你心里熱乎乎的。”
然而“溫和寬厚”并非簡單的忍讓或“好好先生”。
在河南省檔案館，至今存有焦裕祿當年查處一位生產隊長腐敗案件的手稿。上面寫著：“這樣的壞黨員在群眾生活嚴重困難的情況下，貪污盜竊發了大財……不立即嚴肅處理繩以黨紀國法，是不能挽回影響的，不能平民憤的……”盡管紙頁泛黃筆跡模糊，但字里行間的震怒與決心，仍能穿透歲月，直抵人心。
面對蘭考嚴峻災情的考驗，關鍵時刻焦裕祿還敢于從實際出發拍板決策。
劉俊生介紹，因為逃荒的人太多，為了刺激生產積極性，當時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邊遠地塊承包給社員耕種。焦裕祿看到有的村把棗樹包給個人后，群眾收獲了不少棗子。受此啟發，１９６３年前后當地冒險搞了林木承包責任制。
“那時候是談‘包’色變，包產到戶便是資本主義，誰敢說一個‘包’字，就是立場問題、路線問題。”劉俊生說，“但是焦裕祿沒有回避這個問題，他說改變蘭考面貌，要根據蘭考的實際想問題。包下去的是責任，沒有改變社會主義性質。他還強調，種樹一定要實事求是，栽一畝就報一畝，種一棵就報一棵，不放衛星。”
就在焦裕祿電話通知“抓緊時間關心群眾生活”的時候，他的肝病卻在勞累和拖延中變得越來越重。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３日，焦裕祿被送往開封醫院，此時距離孫世忠寫下開頭的那段會議記錄僅過去了１１天。
一個多月后，焦裕祿病逝。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６日，遵照遺愿，焦裕祿的靈柩由鄭州遷往蘭考。那個時節，他蹲點葡萄架村時種下的泡桐樹長到了碗口粗，被焦裕祿救過的張徐州也已改名“張繼焦”。人山人海的現場，身為葡萄架村支書的孫世忠做了發言，但這位３１歲的豫東漢子剛開口就泣不成聲，剩下兩頁稿紙愣是沒能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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