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稅負水平合理 "人均萬元"提法遭誤讀
更新時間：2014-2-18 9:24:12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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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圖：張芳曼
【核心閱讀】
所謂“人均萬元稅負”，實際上就是“人均財政收入”，這個指標中國遠低于世界主要國家。過分追求低稅負、高福利，可能面臨極大的財政風險，也是不可持續的
日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了《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3/2014》。發布會上，有學者稱目前我國已經邁入“人均萬元稅負階段”。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對此廣泛關注并展開熱烈探討，更有網友驚呼：“一口飯就有半口以上繳了稅。”
人均萬元稅負，究竟是怎樣一個概念？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這樣的水平是高還是低？
九成以上稅收來自企業
“人均萬元稅負”的計算并不復雜。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被我國13億人口一平均，便得出了“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這一結論。
“人均萬元稅負，是不是說每個人一年平均要繳1萬元的稅？那真是太高了！”在北京朝陽區新光天地商業區，一位公司白領向記者表達了他的感受。上網翻看留言，不少網友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按照上面的算法，將公共財政總收入平均到13億人身上，得出來的‘人均宏觀稅負’實際上跟‘人均財政收入’是一回事。同一個指標兩種叫法，但給人的感受卻大不相同。”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解釋說，當人們聽到“人均稅負接近萬元”，大多數人的反應肯定是負擔太重了；而聽到“人均財政收入萬元”時，則會感到我們的人均財力還是太少了。
這份報告的數據顯示，九成以上的稅收來自企業繳納。劉尚希說，一般而言，在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較低條件下，稅收主要來自于企業部門；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來自于家庭部門的稅收會擴大，微觀稅負將會向家庭部門移動。從世界上看，高收入國家來自于家庭部門的稅收遠遠高于中低收入國家。
國際上，通常將“人均財政收入”作為客觀反映一個國家財政實力的指標。從人均財政收入水平看，我國的人均財力水平遠遠低于世界主要國家的平均水平。
根據財政部網站數據，按照國際可比口徑計算，2011年我國人均政府財政收入按當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528美元，而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的人均財政收入水平均在14000美元以上，我國人均財政收入只相當于這些國家的1/10左右。2010年，我國這一指標世界排名處于100位之后。
這意味著，如果將公共財政收入的2/3用于保障民生，歐美發達國家花在每個人身上的保障支出超過9000美元，而我們只有1000美元，相差了9倍。這也就不難理解，我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還處于一個較低水平，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
宏觀稅負水平處于合理區間
跨入新的一年，收入多一些、稅負輕一些、保障高一些，幾乎是我們每個人對未來的期盼。
一般而言，收入是支出的來源，國家財力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礎。“人均稅負”和“人均財力”作為一個硬幣的兩面，只能共進退。“人們普遍認為福利多多益善，我反對這種社會福利最大化的主張。因為天上不會掉餡餅，政府多給，就要多收。收得過頭了，發展就沒后勁了。”劉尚希指出，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必須平衡兩個錢袋子：一個是國家的“錢袋子”，一個是老百姓的“錢袋子”。
如果硬要搞低稅負、高福利，那么國家所需的財力只能靠負債來解決。這要面臨極大的財政風險，而且是不可持續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由于經濟增長乏力，財政赤字高企，債務壓力巨大，一些被當作高福利“樣板”的歐美國家，面臨財政入不敷出、難以為繼的窘境。有的國家甚至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政府部門“停擺”。究其原因，就是一些國家推行的高保障與高福利制度，遠遠超過它的經濟增長水平，最終導致政府收入與支出嚴重失衡。這樣的教訓需要我們警醒。
專家介紹，一個國家稅負高低，一般用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觀稅負來衡量。從政府部門和一些研究機構測算的結果來看，由于采用的政府收入口徑不同，測算出來的宏觀稅負結果也不盡相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日前發布的報告中， 2012年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2.59%，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為35.33%。
“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約為40%，應該說我國宏觀稅負水平處于合理區間。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穩定稅負，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制。”
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
穩定稅負，意味著財政收入不是政府想收多少收多少，而是要與經濟增長大體“合拍”。如何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進一步改善和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的報告，以及參與報告起草的專家學者們，給出了不少好建議和好“點子”：
——預算管理真正實行全口徑，推進政府收入體系改革，探索新的基本財政模式，以全口徑預算管理為依托，調整規范各類政府財政收入。政府支出方面穩定規模，同時要轉換結構。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制。
——國有資本紅利應該是為全體國民所共享的，現在分紅比例偏低。國有資本應真正為公共支出、公共服務發揮作用，這方面改革的空間還很大。
——基礎設施建設高峰期與社會福利體系建設全面推進，兩個碰到一起，是我國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國情，這在發達國家歷史上沒有過。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高峰期已經進入尾聲，未來中國財政支出重點必然向社會福利性支出傾斜。今后應當適度控制規模，壓縮建設性支出以及政府投資，繼續加大社會福利性支出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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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人均萬元稅負”，實際上就是“人均財政收入”，這個指標中國遠低于世界主要國家。過分追求低稅負、高福利，可能面臨極大的財政風險，也是不可持續的
日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了《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3/2014》。發布會上，有學者稱目前我國已經邁入“人均萬元稅負階段”。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對此廣泛關注并展開熱烈探討，更有網友驚呼：“一口飯就有半口以上繳了稅。”
人均萬元稅負，究竟是怎樣一個概念？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這樣的水平是高還是低？
九成以上稅收來自企業
“人均萬元稅負”的計算并不復雜。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被我國13億人口一平均，便得出了“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這一結論。
“人均萬元稅負，是不是說每個人一年平均要繳1萬元的稅？那真是太高了！”在北京朝陽區新光天地商業區，一位公司白領向記者表達了他的感受。上網翻看留言，不少網友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按照上面的算法，將公共財政總收入平均到13億人身上，得出來的‘人均宏觀稅負’實際上跟‘人均財政收入’是一回事。同一個指標兩種叫法，但給人的感受卻大不相同。”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解釋說，當人們聽到“人均稅負接近萬元”，大多數人的反應肯定是負擔太重了；而聽到“人均財政收入萬元”時，則會感到我們的人均財力還是太少了。
這份報告的數據顯示，九成以上的稅收來自企業繳納。劉尚希說，一般而言，在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較低條件下，稅收主要來自于企業部門；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來自于家庭部門的稅收會擴大，微觀稅負將會向家庭部門移動。從世界上看，高收入國家來自于家庭部門的稅收遠遠高于中低收入國家。
國際上，通常將“人均財政收入”作為客觀反映一個國家財政實力的指標。從人均財政收入水平看，我國的人均財力水平遠遠低于世界主要國家的平均水平。
根據財政部網站數據，按照國際可比口徑計算，2011年我國人均政府財政收入按當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528美元，而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的人均財政收入水平均在14000美元以上，我國人均財政收入只相當于這些國家的1/10左右。2010年，我國這一指標世界排名處于100位之后。
這意味著，如果將公共財政收入的2/3用于保障民生，歐美發達國家花在每個人身上的保障支出超過9000美元，而我們只有1000美元，相差了9倍。這也就不難理解，我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還處于一個較低水平，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
宏觀稅負水平處于合理區間
跨入新的一年，收入多一些、稅負輕一些、保障高一些，幾乎是我們每個人對未來的期盼。
一般而言，收入是支出的來源，國家財力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礎。“人均稅負”和“人均財力”作為一個硬幣的兩面，只能共進退。“人們普遍認為福利多多益善，我反對這種社會福利最大化的主張。因為天上不會掉餡餅，政府多給，就要多收。收得過頭了，發展就沒后勁了。”劉尚希指出，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必須平衡兩個錢袋子：一個是國家的“錢袋子”，一個是老百姓的“錢袋子”。
如果硬要搞低稅負、高福利，那么國家所需的財力只能靠負債來解決。這要面臨極大的財政風險，而且是不可持續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由于經濟增長乏力，財政赤字高企，債務壓力巨大，一些被當作高福利“樣板”的歐美國家，面臨財政入不敷出、難以為繼的窘境。有的國家甚至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政府部門“停擺”。究其原因，就是一些國家推行的高保障與高福利制度，遠遠超過它的經濟增長水平，最終導致政府收入與支出嚴重失衡。這樣的教訓需要我們警醒。
專家介紹，一個國家稅負高低，一般用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觀稅負來衡量。從政府部門和一些研究機構測算的結果來看，由于采用的政府收入口徑不同，測算出來的宏觀稅負結果也不盡相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日前發布的報告中， 2012年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2.59%，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為35.33%。
“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約為40%，應該說我國宏觀稅負水平處于合理區間。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穩定稅負，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制。”
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
穩定稅負，意味著財政收入不是政府想收多少收多少，而是要與經濟增長大體“合拍”。如何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進一步改善和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的報告，以及參與報告起草的專家學者們，給出了不少好建議和好“點子”：
——預算管理真正實行全口徑，推進政府收入體系改革，探索新的基本財政模式，以全口徑預算管理為依托，調整規范各類政府財政收入。政府支出方面穩定規模，同時要轉換結構。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制。
——國有資本紅利應該是為全體國民所共享的，現在分紅比例偏低。國有資本應真正為公共支出、公共服務發揮作用，這方面改革的空間還很大。
——基礎設施建設高峰期與社會福利體系建設全面推進，兩個碰到一起，是我國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國情，這在發達國家歷史上沒有過。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高峰期已經進入尾聲，未來中國財政支出重點必然向社會福利性支出傾斜。今后應當適度控制規模，壓縮建設性支出以及政府投資，繼續加大社會福利性支出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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