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觀豫丨河洛大書：傳承中原黃河文明
更新時間：2023-11-26 9:59:52 來源：大河網-河南日報
時政要聞
河洛大鼓是河南洛陽一帶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說唱藝術，因用墜胡伴奏，早期叫“鼓碰弦”，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大書是河洛大鼓的典型形式，曲目60余種，但多數僅有音視頻或仍處于口耳相傳的狀態，核心大書整理少且質量不高；相關研究集中在表演形式、音樂唱腔上，語言學研究近乎闕如。近年來，筆者已整理了《損人報》《濱州會》等24部大書，共286個小時，涉及19個曲目，約330萬字。大書帶有特定的時代烙印和地域特色，既承繼了大量近代漢語成分，又蘊藏許多當代洛陽方言已消亡或殘存的方言現象，具有重要的漢語史和方言學價值。
語音
大書中的古音、轉音、合音等特殊讀音，揭示了洛陽方言語音的特點及演變。從先秦雅言到“洛陽讀書音”、官話，再到晚清以來的河洛大書，漢語文化一脈相承。大書中的“足”均讀“jù”，如“心滿意足”，音承《廣韻》。多數古音與《中原音韻》高度一致，如“龍lionɡ”“籠lonɡ”，東鐘韻即區分為兩個韻目；又如“伯、測、隔、客、色”等，韻母為ɑi，同在皆來韻。大書中保留的古音，揭示了洛陽方言音系與近代漢語的密切關系。
轉音，特色方言讀音，與共同語語音發展規律有別，有的較難辨識。如，“袖襖xiò’ɑo”常誤記為“小襖”，今孟州話仍用該詞統稱“帶袖的棉襖”，洛陽話已罕用。清中葉以后，北京話逐漸代替了中原河南話的地位，此時，洛陽話中的轉音大批涌現，如大書中的“牛”讀“òu”、“照”讀“rào”、“束”讀“chù”等，折射了以洛陽為核心的豫西方言的語音特征。
合音，兩音節合為一音節。如“跟前”合為“ɡān”、“媳婦”合為“siù”、“里頭”合為“liù”等，表現出明顯的合音構詞規律：前音節貢獻聲母聲調，后音節貢獻韻母。合音會引發語義變化，如“不老時節，我非再嫁一家兒不中！”，“時節”合為“siē”，表反事實虛擬假設，相當于“的話”；第二人稱代詞“你家”，合為“nià”，語義轉移，表第三人稱“人家、別人”。還有合音體現了句法到詞法的演變，如動賓短語“弄啥”合為nuǎ。大書中豐富的合音，直觀展現了洛陽方言的簡練性。
此外，大書具有極強的原生態口語特征，不同時代說書人的語言有顯著差異，如“的/嘞/哩”的更迭使用，也是洛陽方言語音變遷的典型例證。
詞匯
大書中的方言詞、傳承詞、逆序詞等現象，反映了洛陽方言詞匯的特點及歷史層次。方言詞俗稱“土語”，如“小小兒、擱適、細發、扭臉兒、不羌（說）”等。有些語義多樣、功能復雜，如“一廝兒”，在“給他娘一廝兒”“連臉帶屁股一廝兒打”“你回來給菜一廝兒買咾”中，用法依次為“動詞，立場一致”“范圍副詞，一塊、一起”“時間副詞，同時、一同”。大書中這類詞存留很多，是洛陽方言詞典編纂、詞匯研究的寶貴語料。
傳承詞，有文獻記載的方言詞。有些承繼上古漢語，如“quō”，“欺詐”義，本字“譎/憰jué”，較早見于《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荀子》“奉妒昧者謂之交譎”等文獻，洛陽話也常用“譎詐quōdɑ”。大書中的傳承詞多數源自近代漢語，有些正瀕臨消亡，如逗引幼兒的“打能能”“打光光”“打凹凹”等詞，元代已有記載。鄭光祖《伊尹耕莘》：“員外，我著他打個能能。”這類詞語作為歷史的影蹤，對漢語詞匯史研究意義非凡。
逆序詞，語素位置互換的詞，是漢語雙音化的產物，多為同素逆序詞。大書中，方言逆序詞與普通話對應詞，多數詞性詞義相同，如合愈=愈合（動詞）；少數詞性相同語義不同，如實誠（形容詞，實在）≠誠實（形容詞，言行一致）；個別詞性語義都不同，如木實（名詞，木材）≠實木（區別詞，木材制成的）。可見，逆序詞也有獨特的詞匯語法價值。
大書中的熟語傳承了河洛人的集體智慧和人生經驗，如成語“少家失教”，歇后語“下煤窯拄拐棍兒——步步倒霉（搗煤）”，諺語“能嫁給那胡茬子，不嫁給那鱉娃子”等，為研究中原文化提供了語言線索。
語法
大書中的許多虛詞、述補結構、句式等現象，既是方言的又是歷史的，能夠彰顯洛陽方言語法的區域特色及發展軌跡。
虛詞中特色成分較多。如時地標記“起”（三更起/路邊兒起）、表周遍義的助詞“派”、表求取認同的語氣詞“蒙”等。洛陽方言中，介詞“給”的用法復雜，介引言談（給我說說）、交與（給他斷親）、比較（給你一般高）對象時，已有文本多誤記為“跟”。實際上，洛陽方言介詞“給ɡe”“跟ɡen”音值不同，用法互補，“跟”僅用于介引師從對象，如“跟他學藝”。“給”的三種用法并非語法化的結果，而是在替換“與”的過程中繼承而來。從先秦到清中葉《歧路燈》，“與”獨有介引言談、交與、比較對象的用法，大書中“與”“給”開始交替使用，前者多見于說詞，后者多見于唱詞。
述補結構是漢語中出現時間最晚的句法結構。比如，不用“得”的述能結構，如“吃完/吃不完”；雙補語結構，如“濕透完、餓死清”；等等。上述結構多是對近代漢語的傳承發展，歷史的追溯與共時的參照，可以清晰呈現其發展脈絡。
句式，地域特色鮮明，語義類型豐富。處置式、被動式的標記分別為“給、叫”，被動式可容納處置式，如“俺爹叫那土匪給他打死啦”，反之則不行。比較句式中，“趕”字句表差比，“給”字句表差比或等比，“著住”句表及比。反事實小句多樣，如“忘了不去啦”等，表遺憾后悔。“VP沒有/不是”問，句末“沒有/不是”已虛化，如“去家沒有？”是客觀詢問，“去家不是？”是一般求證。
洛陽方言作為數千年漢民族的基礎方言，積累厚重。河洛大書的語言具有保守性和穩定性，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清末以來洛陽方言的原貌。這種“口語化石”是溝通近代漢語與洛陽方言、探索漢語演變規律的珍貴語言資源。
（作者：張恒君，系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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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大鼓是河南洛陽一帶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說唱藝術，因用墜胡伴奏，早期叫“鼓碰弦”，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大書是河洛大鼓的典型形式，曲目60余種，但多數僅有音視頻或仍處于口耳相傳的狀態，核心大書整理少且質量不高；相關研究集中在表演形式、音樂唱腔上，語言學研究近乎闕如。近年來，筆者已整理了《損人報》《濱州會》等24部大書，共286個小時，涉及19個曲目，約330萬字。大書帶有特定的時代烙印和地域特色，既承繼了大量近代漢語成分，又蘊藏許多當代洛陽方言已消亡或殘存的方言現象，具有重要的漢語史和方言學價值。
語音
大書中的古音、轉音、合音等特殊讀音，揭示了洛陽方言語音的特點及演變。從先秦雅言到“洛陽讀書音”、官話，再到晚清以來的河洛大書，漢語文化一脈相承。大書中的“足”均讀“jù”，如“心滿意足”，音承《廣韻》。多數古音與《中原音韻》高度一致，如“龍lionɡ”“籠lonɡ”，東鐘韻即區分為兩個韻目；又如“伯、測、隔、客、色”等，韻母為ɑi，同在皆來韻。大書中保留的古音，揭示了洛陽方言音系與近代漢語的密切關系。
轉音，特色方言讀音，與共同語語音發展規律有別，有的較難辨識。如，“袖襖xiò’ɑo”常誤記為“小襖”，今孟州話仍用該詞統稱“帶袖的棉襖”，洛陽話已罕用。清中葉以后，北京話逐漸代替了中原河南話的地位，此時，洛陽話中的轉音大批涌現，如大書中的“牛”讀“òu”、“照”讀“rào”、“束”讀“chù”等，折射了以洛陽為核心的豫西方言的語音特征。
合音，兩音節合為一音節。如“跟前”合為“ɡān”、“媳婦”合為“siù”、“里頭”合為“liù”等，表現出明顯的合音構詞規律：前音節貢獻聲母聲調，后音節貢獻韻母。合音會引發語義變化，如“不老時節，我非再嫁一家兒不中！”，“時節”合為“siē”，表反事實虛擬假設，相當于“的話”；第二人稱代詞“你家”，合為“nià”，語義轉移，表第三人稱“人家、別人”。還有合音體現了句法到詞法的演變，如動賓短語“弄啥”合為nuǎ。大書中豐富的合音，直觀展現了洛陽方言的簡練性。
此外，大書具有極強的原生態口語特征，不同時代說書人的語言有顯著差異，如“的/嘞/哩”的更迭使用，也是洛陽方言語音變遷的典型例證。
詞匯
大書中的方言詞、傳承詞、逆序詞等現象，反映了洛陽方言詞匯的特點及歷史層次。方言詞俗稱“土語”，如“小小兒、擱適、細發、扭臉兒、不羌（說）”等。有些語義多樣、功能復雜，如“一廝兒”，在“給他娘一廝兒”“連臉帶屁股一廝兒打”“你回來給菜一廝兒買咾”中，用法依次為“動詞，立場一致”“范圍副詞，一塊、一起”“時間副詞，同時、一同”。大書中這類詞存留很多，是洛陽方言詞典編纂、詞匯研究的寶貴語料。
傳承詞，有文獻記載的方言詞。有些承繼上古漢語，如“quō”，“欺詐”義，本字“譎/憰jué”，較早見于《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荀子》“奉妒昧者謂之交譎”等文獻，洛陽話也常用“譎詐quōdɑ”。大書中的傳承詞多數源自近代漢語，有些正瀕臨消亡，如逗引幼兒的“打能能”“打光光”“打凹凹”等詞，元代已有記載。鄭光祖《伊尹耕莘》：“員外，我著他打個能能。”這類詞語作為歷史的影蹤，對漢語詞匯史研究意義非凡。
逆序詞，語素位置互換的詞，是漢語雙音化的產物，多為同素逆序詞。大書中，方言逆序詞與普通話對應詞，多數詞性詞義相同，如合愈=愈合（動詞）；少數詞性相同語義不同，如實誠（形容詞，實在）≠誠實（形容詞，言行一致）；個別詞性語義都不同，如木實（名詞，木材）≠實木（區別詞，木材制成的）。可見，逆序詞也有獨特的詞匯語法價值。
大書中的熟語傳承了河洛人的集體智慧和人生經驗，如成語“少家失教”，歇后語“下煤窯拄拐棍兒——步步倒霉（搗煤）”，諺語“能嫁給那胡茬子，不嫁給那鱉娃子”等，為研究中原文化提供了語言線索。
語法
大書中的許多虛詞、述補結構、句式等現象，既是方言的又是歷史的，能夠彰顯洛陽方言語法的區域特色及發展軌跡。
虛詞中特色成分較多。如時地標記“起”（三更起/路邊兒起）、表周遍義的助詞“派”、表求取認同的語氣詞“蒙”等。洛陽方言中，介詞“給”的用法復雜，介引言談（給我說說）、交與（給他斷親）、比較（給你一般高）對象時，已有文本多誤記為“跟”。實際上，洛陽方言介詞“給ɡe”“跟ɡen”音值不同，用法互補，“跟”僅用于介引師從對象，如“跟他學藝”。“給”的三種用法并非語法化的結果，而是在替換“與”的過程中繼承而來。從先秦到清中葉《歧路燈》，“與”獨有介引言談、交與、比較對象的用法，大書中“與”“給”開始交替使用，前者多見于說詞，后者多見于唱詞。
述補結構是漢語中出現時間最晚的句法結構。比如，不用“得”的述能結構，如“吃完/吃不完”；雙補語結構，如“濕透完、餓死清”；等等。上述結構多是對近代漢語的傳承發展，歷史的追溯與共時的參照，可以清晰呈現其發展脈絡。
句式，地域特色鮮明，語義類型豐富。處置式、被動式的標記分別為“給、叫”，被動式可容納處置式，如“俺爹叫那土匪給他打死啦”，反之則不行。比較句式中，“趕”字句表差比，“給”字句表差比或等比，“著住”句表及比。反事實小句多樣，如“忘了不去啦”等，表遺憾后悔。“VP沒有/不是”問，句末“沒有/不是”已虛化，如“去家沒有？”是客觀詢問，“去家不是？”是一般求證。
洛陽方言作為數千年漢民族的基礎方言，積累厚重。河洛大書的語言具有保守性和穩定性，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清末以來洛陽方言的原貌。這種“口語化石”是溝通近代漢語與洛陽方言、探索漢語演變規律的珍貴語言資源。
（作者：張恒君，系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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