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夏記②│ 確立“天下為家” ，“中華第一朝”的開局十分精彩
更新時間：2023-3-1 20:16:22 來源：大河網
時政要聞
編者按
隨著新時代的到來，隨著對“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到哪里去”研究的深入，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日益引起學界重視，夏文化的研究正在成為一個熱點研究領域。根據《史記》記載和古代傳說，隨著中國原始氏族部落的逐漸解體，聚居在中原地區黃河中下游兩岸的夏部族，通過與周圍地區聯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王國，史稱夏。《尋夏記》第2期論述歷史探尋：夏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產生的第一個王國政權，也是我國第一個實行世襲制的國家政權。
核心提示
夏的誕生，與特殊的治水背景相關。夏部族以大規模長期治水的偉大實踐，使得黃河安瀾，創立了井田制，從而開創了極具和諧性的農耕文明形態。夏是作為一種“廣域王權國家”而出現的，是“家天下”的開端，是王朝體制的開端。隨著夏王朝的建立，廢“天下為公”而行“天下為家”，人們開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私有觀念深化，不平等現象與社會中的階級分化出現，權力開始強化，出現王權。夏后啟是開啟中國私有制社會的第一人，他廢除了禪讓制，開啟了世襲制，把堯舜時代的部落聯盟變成了部落國家，形成了中華禮樂文明，在中華大地上創建起了階級社會的新時代，中國由此進入了王國時代。
（一）黃河邊上的“早期中國”
1.黃河興衰與王朝興衰
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與中華民族的命運休戚相關。在國家基調上，“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在黃河邊上，商在東，周在西，夏在其中。因此，稱夏為中夏，是合理的。說夏據的地方是中州、中土也是合理的。夏有三義：一是大也，二是華也，三是雅也。夏、商、周三代的命運皆與黃河的興衰有緊密的關系。《國語·周語上》和《史記·周本紀》都曾如此記載：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夏朝因伊水、洛水枯竭而滅亡，商朝因黃河枯竭而滅亡，岐山（象征周朝）因涇水、渭水、洛水枯竭而崩塌。伊水、洛水、涇水、渭水都是黃河的重要支流，這些支流一旦枯竭，作為干流的黃河必然枯竭。黃河枯竭，國家就會走向滅亡。如宋遼澶淵之盟后，北宋治理黃河越治越亂，宋代“三易回河”造成河北的萎縮，對于拖垮北宋命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夏代為什么在氏族或部落共同體中脫穎而出、異軍突起呢？個中原因，與黃河之治有極大的關系。《史記·封禪書》記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在我們看來，中原地區的固有文明是夏文化的孵化器。然而，以二里頭為代表的夏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中國各地區的先進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區文明基礎上迅速發展，這當與“大禹治水”成功后“貢賦”的存在形成的大量文化堆積有關。從社會發展的視角來看，夏時期廣域王權國家汲取了舊石器時代中原文明的精華，積聚力量終于從古國文明的汪洋之中脫穎而出，從而形成了國家機器。夏王朝二里頭文化與城邑的出現，意味著當時的中國社會由氏族部落聯盟共同體共存的局勢，逐漸步入廣域王權國家階段，從而開啟了從多元的古國經濟或邦國經濟走向統一的王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洛陽的二里頭遺址是王國都城。它北依邙山、黃河，處于洛河、伊河與黃河的交匯處，規模竟達到375萬平方米。二里頭文化的影響區域第一次沖破了傳統地域單位的限制，其產生的影響更為廣泛，使夏成為名符其實的廣域王權國家，這是很了不起的。
大禹治水后，氏族制度逐漸崩潰，開始變成了定型的、有組織的王國。《史記·夏本紀》是這樣記載的，大禹“……聲教播于四海。于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此后，夏人族群，以大規模長期治水的偉大實踐，使得黃河安瀾，創立了井田制，從而開創了極具和諧性的農耕文明形態。此后，3000多年中國古典農耕社會之所以具有顛撲不破的真理性，究其根本，正在于夏代生成的這種農耕生存方式，已經成為中華民族一種穩定而強大的文化基因。
與之相應，治水完成的初期，大禹立即以在治水實踐中形成的巨大威望為基礎，大會天下族群首領于涂山。文獻的記載是“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涂山大會后，禹用各方諸侯、方伯進獻的“金”鑄造了九個青銅鼎，象征著統一天下九州萬國，這就是所謂的“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左傳·宣公三年》）。與權力中心的出現相關，隨著民心的變化，必然會出現權力的進一步強化。在大禹看來，“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哉”。民心的離異，顯然是因為利益關系的復雜化帶來了利益沖突的尖銳化，并表現為防風氏和三苗族群對大禹權力的挑戰。在炎黃時代，即五帝時代早期非常推崇的“圣王德治”，這時已經變成了開始使用權力的強制力量。
古老傳統權力的傳承方式，是禪讓制。舜帝的兒子是商均。“天下諸侯皆去商鈞而朝禹。”（《史記·夏本紀》）顯然，血統傳承制與禪讓制是并行的。“夏后”的稱謂，標志著夏已經開始有了國號，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政治舉動。從“公天下”的禪讓制到“家天下”的世襲制，這一大變局顯然是早期國家確立的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堯舜禹與夏商周，分界線是國家的誕生。前者代表部落聯盟，后者代表部落國家。其中，夏是草創，商是探索，周是形成。夏、商、周，這時是三個部族。對于新的體制，春秋是準備，戰國是實驗，秦漢則是完成。其特點是“中央集權”“天下一統”。
與之相應，在意識形態上，從生殖崇拜（女媧、伏羲）到圖騰崇拜（龍）再到祖先崇拜，中國文化一步步從蒙昧走向文明。正是因為有了祖先崇拜，我們才有了“認祖歸宗”，才有了“家國體制”。傳統的巫術沒有變成科學，也沒有變成宗教，而是變成了倫理和藝術，即禮和樂，或禮樂文明。這就是我們走出的道路。
2.五帝時代的“水經注”
五帝時代是我國5000多年文明史的開篇。五帝時代的“天下共主”所掌控的疆域是相當廣闊的。黃帝時代已經擁有了比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更為廣闊的領域。“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五帝時代，特別是炎黃時代，中國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這三大集團互相斗爭，后又和平共處，最終完全同化。
黃帝死后，高陽氏出現，這是一個綜合華夏、東夷兩集團的部族。當時，生產力繼續發展，貧富分化，勞心與勞力開始分工。這樣的分工，在當時表現為原始宗教內部的變革，體現為顓頊帝的“絕地天通”。
到了堯舜時代，特殊性出來了，開始出現了氣象上的周期變化，雨水增加，山水大來。特別是到了禹時，問題更加突出。《史記·夏本紀》記載：“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這一時期前后，出現了三個治水的英雄人物。一是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二是鯀，以“堵”為主，“壅防天下百川”。然而，鯀的努力卻“績用弗成”。屈原說他，“鯀婞直以亡身兮”。同時，壅防啟發了“城防”。城市是文明的三要素之一。史書上的“夏鯀作城”，具有獨特的價值，可以說不僅在軍事史、水利史上有重大意義，就是在人類文明史上也具有不可小視的作用。三是禹，找到了以“疏”為主的方法。在“湯湯洪水滔天”的特殊背景下，治水是壓倒一切的。舜叮囑他，“汝平水土，維是勉哉”。他的回答是，“予何言，予思日孳孳”。他把治水和治山結合起來，并把“堵”和“疏”的辦法結合起來，“行山刊木，定山大川”。禹是一個親民的治水英雄。“禹為人敏給克勤”，“其仁可親”。舜評價他，“唯禹之功為大”。《山海經》說，“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三過家門而不入”，體現出來的是禹“公而忘私”的精神。
因此，夏的誕生，與特殊的治水背景相關。“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對于禹和夏族來說，是挑戰，更是機遇。中華民族在探索的過程中，既“堵”又“疏”，使水勢大定，人民得以“降丘宅土”，休養生息，從而養育出后來的偉大的中華民族。五帝時代，由于分工的復雜化和社會的分化，禪讓制已經難以為繼。禹為了避讓商均，而去了陽城。但人們“去商均而朝禹”。因此，禹不屬于五帝時代，而是三代的開始。大禹還進行了禮制改革。《史記·封禪書》載，“自禹興而修社祀”。五帝以來，一直將“敬天”作為禮之本。現在，反過來了，把“敬地”作為禮之本。夏代農業的大發展與“修社祀”有很大的關系。對丘的重視，與治水后的產物相關。對丘的稱謂，包括老丘（杞縣）、商丘、宛丘、沈丘、帝丘（濮陽），體現出來的都是治水的遺跡。《說文》中說：“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隨著水患的解除，人們走出了“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的階段，而進入了農耕文明階段。同時，治水的結果，也帶來了強制力的出現和權力的加強，“不如言，刑從之”。國家的誕生與夏的“水經注”密切相關。3.史學家眼中的“早期中國”有句老話說，“言必稱三代”。三代就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相繼出現的三個王朝。而作為三代之首的夏代，由于文獻記載很少，對于我們來說始終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如果說王國維揭開了商的神秘面紗，那么對夏的追尋則離不開徐旭生。20世紀初，甲骨文的破譯和近代考古學的引進為歷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開辟了新的途徑。司馬遷是一位前無古人的史學大家，他所創作的皇皇巨著《史記》，記載了從黃帝時代到他所處的漢武帝時3000多年的歷史，也就是說這位太史公寫下了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的五分之三。在他看來，“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根據《史記》記載和古代傳說，隨著中國原始氏族部落的逐漸解體，聚居在中原地區黃河中下游兩岸的夏部族，通過與周圍地區聯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王國，史稱夏。夏是中國古代的第一個王國，其統治時代長達400多年。1931年，徐中舒先生首提夏文化問題。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調查是考古學界主動探索夏文化的開始。在夏文化研究上，徐旭生有推進之力，立下開創之功。徐旭生對“夏墟”進行的實地踏察，心中懷抱的就是“伊洛竭而夏亡”這句話。他認為，夏文化既包括夏代文化，也包括夏族文化。先夏族居住在以嵩山為中心的黃河中游的伊、洛、汝、潁流域。《國語·周語上》記載：“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夏人的活動區域多與崇山及其周圍地區相聯系，嵩山古名即崇山。如稱夏禹為“崇禹”，禹的父親稱為“崇伯鯀”。另“禹都陽城”，“啟都陽翟”，太康、羿、桀所居之二里頭，帝杼居原（濟源）等，多與此相關。夏人活動的豫西和晉南地區，正是古人眼中的早期中原地望。
（二）從禪讓制的廢除到“家天下”的過程，是中原地區王權時代的前奏曲
我們的祖先建立了華夏王朝，實現了“天下一統”，自夏始，綿延了4000多年。在孔穎達看來，夏是禮儀之大，華是服章之美。在這里，夏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什么呢？正是禮儀之大，使中國成就了禮儀之邦。那些鼎、爵等禮器，就是“禮儀之邦”的根之所在。夏整合“萬邦”，需要一套制度，于是“禮”呼之欲出。“因”就是繼承，夏禮、殷禮、周禮一脈相承。禮影響了中國整個歷史，也影響了世界。
1.夏啟是開啟中國私有制社會的第一人
從夏朝開始，禪讓制的廢除到“家天下”的過程是中原地區王權時代的前奏曲。傳說禹死后，其子啟殺害了大家推舉出的掌權者伯益，奪得大禹所傳下來的王位，破壞了堯舜時期的禪讓制度，開始了世襲制的“家天下”的局面。夏啟，名開，又名啟，合起來剛好是“開啟”。由此我們可知，夏王朝中原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比炎黃時代和堯舜時代有了更為深刻的發展。夏朝初期，正處于由“大同”轉向“小康”的關鍵時期。前者是“天下為公”，后者是“天下為家”，其區別就在于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隨著私有制的深化發展，權力屬性開始發生“質變”，軍政首長由推舉變為世襲。禹因治水有功而被推舉為部落聯盟首領。啟世襲禹的帝位，成為一個劃時代的舉動，標志著“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政權“世襲”時代的到來，“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當禹之時，天下萬國”，“夏有亂政，而作禹刑”，這些都標志著權力的強化和王國的出現。由此，特殊的公共權力開始凌駕于社會之上。
2.三位一體的“王”成為進入王國時代的特征
在夏代的471年中，圍繞一個“王”字，可以說是刀光劍影、爭斗不斷。子曰：“一貫三為王。”董仲舒說：“古之造字者，三畫而貫中者，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貫通之者，王也。”從“天下共主”到軍事統帥再到最高祭司，“王”實際上是三位一體的。
恩格斯說，人是“一切社會動物中最社會化的動物”，“由于隨著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現而產生了新的因素——社會”，其結果必然是國家的誕生。社會的前身即是“群”。從“原始群”到氏族、部落、部落聯盟是一個完整的演化過程。其中，人的動物性是人的社會性的物質基礎。一是從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二是從公有制到私有制。私有制改變了社會權力的性質，使之成為令人垂涎的東西。在古史傳說中，就有“共工與顓頊爭為帝”，共工失敗了，就“怒而觸不周之山”。原始的人與人的平等關系不復存在，私有制開始了社會不公的進程。到了禹的時代，這一變革恰好處于階級社會的大門口。恩格斯曾經精辟地指出國家形成的兩個標志：其一，按地區劃分國民；其二，公共權力的設立。夏禹時代，炎黃、東夷、苗蠻等部族之間的交往已經非常頻繁，以地緣為基礎的華夏民族共同體已顯雛形。“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這一切表明，原始的“九州”地域觀念已經正式形成。雖然血緣親族因素在共同體內部依然頑強存在，但它畢竟已經不再是劃分人群的首要標準。更為重要的是，超越原始氏族原始民主之上的公共權力正式出現。《左傳》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尚書·甘誓》中更有最鮮明的體現，“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由此可見，階級社會、文明社會的曙光在中州大地上初現，中華文化史冊翻開了新的篇章。
與實行禪讓制的五帝時代相比，特別是與龍山時代相比，夏二里頭文化發生了重大變化。廢“天下為公”而行“天下為家”；變貨力不藏于己而為“貨力為己”，人們開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私有觀念深化了，不平等現象出現了，權力開始強化，出現王權。在二里頭遺址，象征權力和威嚴的大型宮殿、反映尊卑與貴賤的各類墓葬、表示禮制存在與戰爭狀況的青銅制品等，無不說明國家已經出現，社會步入文明階段。由此，夏、商、周三代終于走出了遠古的迷霧。正是夏后啟廢除了禪讓制而開啟了世襲制，把堯舜時代的部落聯盟變成了部落國家，中國由此進入了王國時代。“溫良恭儉讓”，這個“讓”字十分重要。“啟廢禪讓”，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與堯的兒子丹朱、舜的兒子商鈞不同，啟開啟了一條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新路。而“諸夏”體現出來的這種文化認同，特別是政治認同表征出了夏之演進中中華文明與眾不同之處或者獨特性所在。
（三）夏廣域王權國家的建立是“早期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特征
夏代，一共十七君、十四世。二里頭文化，顯示必然有一個強有力的權力中心的存在。這是具有明顯權力中心的文化。借用許宏教授的說法，與五帝時代相比，夏是作為一種“廣域王權國家”而出現的。“廣域王權國家”意味著統治范圍的廣大，它將五帝時代“共識的中國”及其天下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落實下來。而這一統治廣域的王權，是以王位世襲制度穩定下來的。因此，夏是“家天下”的開端，是王朝體制的開端。如果說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天下秩序，那么這種秩序應當基本呈現為一種部落聯盟的形式，禪讓制就是聯盟首領的選舉制度，基本取決于領袖人物的個人品質和能力，容易造成政治結合的破裂。而“家天下”的王位世襲制度則是一種穩定的例行化的政權交接形式。夏在中國歷史上的開端意義，正在于其確立了大規模王權統治的穩定性。
1.國家權力的強化
夏人開創的王國文明，是在黃帝時代之后，從古國向王國的歷史性跨越，對此后商周時代國家文明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堯舜時代王權已經萌芽，禹伐三苗戰爭的勝利，不僅進一步提高了其在軍事領域的威望，還加速了王權的形成。大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國語·魯語下》記載，“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體現出來的是權力的強化。當禹去世后，禹的兒子啟就殺死伯益，召集鈞臺大會。人們稱他“吾君帝禹之子也”。夏啟經歷鞏固王位的激烈斗爭，確立了王位世襲制，于是眾多邦國首領都到陽翟朝會，啟在鈞臺舉行宴會，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鈞臺之享”。他通過與有扈氏的甘之戰，鞏固了夏王朝的統治，從此“天下咸朝”。《史記·夏本紀》載：“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啟率兵討伐，奮勇當先的“賞于祖”，臨陣脫逃的“戮于社”。啟繼位后，建立了世襲王權，都陽城。因啟的部落名夏后氏，故史稱夏朝。在這個意義上，國家代替聯盟，奴隸社會取代原始社會已經是不可抵擋的潮流。氏族社會那種“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世界已經結束，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啟是王國文明的助產士。由于夏的君主稱為“后”，所以他又叫“夏后啟”。他廢除了禪讓制，開啟了世襲制，把古國變成了王國，形成了中華禮樂文明。這樣，中國遠古文明終于完成了向國家文明形態的第一次歷史大跨越，實現了質的突破。
然而，就整體而言，這個時候的王權是弱小的。在夏啟之后的400余年里，夏政權多經反復，一直呈現不甚穩定的狀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權力的松散性。由于剛剛從遠古社會跨越到國家開端時期，仍然處在多元政治的余波動蕩之中，還沒有真正穩定地進入成熟的國家文明時代。如此，動蕩與戰爭，自然就呈現多發現象。夏人開創的王國文明，是在黃帝時代之后，從古國向王國的歷史性跨越，對此后商、周時代國家文明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2.就階級分化而言，在中華大地上創建起了階級社會的新時代
這是一個巨大的制度變遷，出現了從禪讓到傳子的驚人變化。在氏族的退潮中，禹和啟實現了跨越，向著王國文明的方向邁進。夏禹以前，以民主的方式選舉氏族部落的軍事領袖，也就是早期社會的“禪讓制”。堯舜禹，都是重禪讓的。通過堯、堯子丹朱，舜、舜子商均，以及大臣禹、皋陶、益的種種明爭暗斗，展示了社會大變動前夜“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境況。禪讓和禪讓制度的衰微是一件大事。《荀子·王制》中講了人類社會的三大要件：合群、分工和禮儀。在“禪讓”一詞中，“禪者，傳也”。而讓，就是“推賢尚善”。《史記集解》講：“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至啟始傳父爵。”由“讓”而“爭”，與私有觀念的產生有絕大關系。可以說，隨著夏王朝作為一個廣域王權國家的誕生，原始公社制終結了。隨著夏王朝的建立，在中華大地上創建起了階級社會的新時代。當時的社會分化已經十分顯見，分出貧富來，分出尊卑來，分出強弱來，分出上下來。在啟之前，即傳說中堯、舜、禹時期，所謂“禪讓制”已經步入尾聲，世襲的苗頭已經顯現。這一時期可謂“禪”與“繼”的斗爭時期。堯在正式傳位于舜之前，曾考慮是否傳位于其子丹朱。其后舜禪讓帝位于禹和禹禪讓帝位于益的過程與堯舜之禪相類，也有舜子商均和禹子啟是否可以繼位的問題。商均的命運與丹朱一樣，其時世襲的社會條件仍不成熟。只有到啟時，禪讓制才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啟宣告了它的終結，也宣告了世襲制的開始。世襲制的建立標志著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的集中。可以說，夏王朝就是私有制下王朝體系的第一個產兒。從禪讓制到世襲制，是一個巨大的革命性的變化。即是說，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私有制不斷擴大，世襲的王權制代替了民主的禪讓制，從而造成了廣域王權集中的夏王朝產生。
在氏族的退潮中，禹和啟實現了跨越，向著王國文明的方向邁進。隨著夏王朝的建立，在中華大地上創建起了階級社會的新時代。可以說，隨著夏王朝作為一個廣域王權國家的誕生，標志著原始公社制終結了。
3.確立了“天下為家”
夏代由“天下為公”轉變為“天下為家”，使夏商周三代成為一個以“家天下”為標志的時代。由社會分工造成社會分化，由“天下為公”轉變為“天下為家”。“社會分化”體現在私有制的出現和社會不平等上，體現在“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區別上。大量反映社會不平等的現實把“大道既隱”證明得清清楚楚。《尚書·舜典》中有這樣一段話，“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反映的就是這種社會現實。就社會分工和階級分化而言，夏的特點已經非常明顯。世襲制的建立標志著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的集中，“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的“天下一家”成為人們處世的共同行為。周代的宗法封建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天子制度，是三代之“家天下”的完成。在中國歷史上關于“三代”的討論，從漢代經學開始就潛伏著一條以“公天下”的“大同”理想來批判“家天下”的思想線索。這是因為，“天下一家”的政治是立足于天下整體性的政治，超越族群，超越任何一種特定的集團，始終是中國文明的核心價值追求。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目的就在于通達歷史，通達天命轉移的道理，通過主動改制以實行自我革命，從而達到天下之一統之局的長治久安。漢代經學，無論今古，皆共享這一基本的思想、政治傾向。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夏王朝這個中華第一朝的“開局”是十分精彩的，為中華兒女留下了十分珍貴的文化瑰寶。夏王朝正處于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期，不是一般的轉型，而是大的轉型，是帶有根本性質的文化轉型。這是一個以國家的建立為標志的新時代，這是一個擺脫了原始公有制社會而創建起私有制的新時代，這是一個開創出王傳子制度的新時代，這是一個孕育王者權威的新時代。
【本文作者為李庚香，系河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主席、研究員。文章原載于《河南社會科學》（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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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夏的誕生，與特殊的治水背景相關。夏部族以大規模長期治水的偉大實踐，使得黃河安瀾，創立了井田制，從而開創了極具和諧性的農耕文明形態。夏是作為一種“廣域王權國家”而出現的，是“家天下”的開端，是王朝體制的開端。隨著夏王朝的建立，廢“天下為公”而行“天下為家”，人們開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私有觀念深化，不平等現象與社會中的階級分化出現，權力開始強化，出現王權。夏后啟是開啟中國私有制社會的第一人，他廢除了禪讓制，開啟了世襲制，把堯舜時代的部落聯盟變成了部落國家，形成了中華禮樂文明，在中華大地上創建起了階級社會的新時代，中國由此進入了王國時代。
（一）黃河邊上的“早期中國”
1.黃河興衰與王朝興衰
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與中華民族的命運休戚相關。在國家基調上，“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在黃河邊上，商在東，周在西，夏在其中。因此，稱夏為中夏，是合理的。說夏據的地方是中州、中土也是合理的。夏有三義：一是大也，二是華也，三是雅也。夏、商、周三代的命運皆與黃河的興衰有緊密的關系。《國語·周語上》和《史記·周本紀》都曾如此記載：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夏朝因伊水、洛水枯竭而滅亡，商朝因黃河枯竭而滅亡，岐山（象征周朝）因涇水、渭水、洛水枯竭而崩塌。伊水、洛水、涇水、渭水都是黃河的重要支流，這些支流一旦枯竭，作為干流的黃河必然枯竭。黃河枯竭，國家就會走向滅亡。如宋遼澶淵之盟后，北宋治理黃河越治越亂，宋代“三易回河”造成河北的萎縮，對于拖垮北宋命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夏代為什么在氏族或部落共同體中脫穎而出、異軍突起呢？個中原因，與黃河之治有極大的關系。《史記·封禪書》記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在我們看來，中原地區的固有文明是夏文化的孵化器。然而，以二里頭為代表的夏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中國各地區的先進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區文明基礎上迅速發展，這當與“大禹治水”成功后“貢賦”的存在形成的大量文化堆積有關。從社會發展的視角來看，夏時期廣域王權國家汲取了舊石器時代中原文明的精華，積聚力量終于從古國文明的汪洋之中脫穎而出，從而形成了國家機器。夏王朝二里頭文化與城邑的出現，意味著當時的中國社會由氏族部落聯盟共同體共存的局勢，逐漸步入廣域王權國家階段，從而開啟了從多元的古國經濟或邦國經濟走向統一的王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洛陽的二里頭遺址是王國都城。它北依邙山、黃河，處于洛河、伊河與黃河的交匯處，規模竟達到375萬平方米。二里頭文化的影響區域第一次沖破了傳統地域單位的限制，其產生的影響更為廣泛，使夏成為名符其實的廣域王權國家，這是很了不起的。
大禹治水后，氏族制度逐漸崩潰，開始變成了定型的、有組織的王國。《史記·夏本紀》是這樣記載的，大禹“……聲教播于四海。于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此后，夏人族群，以大規模長期治水的偉大實踐，使得黃河安瀾，創立了井田制，從而開創了極具和諧性的農耕文明形態。此后，3000多年中國古典農耕社會之所以具有顛撲不破的真理性，究其根本，正在于夏代生成的這種農耕生存方式，已經成為中華民族一種穩定而強大的文化基因。
與之相應，治水完成的初期，大禹立即以在治水實踐中形成的巨大威望為基礎，大會天下族群首領于涂山。文獻的記載是“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涂山大會后，禹用各方諸侯、方伯進獻的“金”鑄造了九個青銅鼎，象征著統一天下九州萬國，這就是所謂的“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左傳·宣公三年》）。與權力中心的出現相關，隨著民心的變化，必然會出現權力的進一步強化。在大禹看來，“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哉”。民心的離異，顯然是因為利益關系的復雜化帶來了利益沖突的尖銳化，并表現為防風氏和三苗族群對大禹權力的挑戰。在炎黃時代，即五帝時代早期非常推崇的“圣王德治”，這時已經變成了開始使用權力的強制力量。
古老傳統權力的傳承方式，是禪讓制。舜帝的兒子是商均。“天下諸侯皆去商鈞而朝禹。”（《史記·夏本紀》）顯然，血統傳承制與禪讓制是并行的。“夏后”的稱謂，標志著夏已經開始有了國號，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政治舉動。從“公天下”的禪讓制到“家天下”的世襲制，這一大變局顯然是早期國家確立的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堯舜禹與夏商周，分界線是國家的誕生。前者代表部落聯盟，后者代表部落國家。其中，夏是草創，商是探索，周是形成。夏、商、周，這時是三個部族。對于新的體制，春秋是準備，戰國是實驗，秦漢則是完成。其特點是“中央集權”“天下一統”。
與之相應，在意識形態上，從生殖崇拜（女媧、伏羲）到圖騰崇拜（龍）再到祖先崇拜，中國文化一步步從蒙昧走向文明。正是因為有了祖先崇拜，我們才有了“認祖歸宗”，才有了“家國體制”。傳統的巫術沒有變成科學，也沒有變成宗教，而是變成了倫理和藝術，即禮和樂，或禮樂文明。這就是我們走出的道路。
2.五帝時代的“水經注”
五帝時代是我國5000多年文明史的開篇。五帝時代的“天下共主”所掌控的疆域是相當廣闊的。黃帝時代已經擁有了比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更為廣闊的領域。“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五帝時代，特別是炎黃時代，中國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這三大集團互相斗爭，后又和平共處，最終完全同化。
黃帝死后，高陽氏出現，這是一個綜合華夏、東夷兩集團的部族。當時，生產力繼續發展，貧富分化，勞心與勞力開始分工。這樣的分工，在當時表現為原始宗教內部的變革，體現為顓頊帝的“絕地天通”。
到了堯舜時代，特殊性出來了，開始出現了氣象上的周期變化，雨水增加，山水大來。特別是到了禹時，問題更加突出。《史記·夏本紀》記載：“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這一時期前后，出現了三個治水的英雄人物。一是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二是鯀，以“堵”為主，“壅防天下百川”。然而，鯀的努力卻“績用弗成”。屈原說他，“鯀婞直以亡身兮”。同時，壅防啟發了“城防”。城市是文明的三要素之一。史書上的“夏鯀作城”，具有獨特的價值，可以說不僅在軍事史、水利史上有重大意義，就是在人類文明史上也具有不可小視的作用。三是禹，找到了以“疏”為主的方法。在“湯湯洪水滔天”的特殊背景下，治水是壓倒一切的。舜叮囑他，“汝平水土，維是勉哉”。他的回答是，“予何言，予思日孳孳”。他把治水和治山結合起來，并把“堵”和“疏”的辦法結合起來，“行山刊木，定山大川”。禹是一個親民的治水英雄。“禹為人敏給克勤”，“其仁可親”。舜評價他，“唯禹之功為大”。《山海經》說，“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三過家門而不入”，體現出來的是禹“公而忘私”的精神。
因此，夏的誕生，與特殊的治水背景相關。“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對于禹和夏族來說，是挑戰，更是機遇。中華民族在探索的過程中，既“堵”又“疏”，使水勢大定，人民得以“降丘宅土”，休養生息，從而養育出后來的偉大的中華民族。五帝時代，由于分工的復雜化和社會的分化，禪讓制已經難以為繼。禹為了避讓商均，而去了陽城。但人們“去商均而朝禹”。因此，禹不屬于五帝時代，而是三代的開始。大禹還進行了禮制改革。《史記·封禪書》載，“自禹興而修社祀”。五帝以來，一直將“敬天”作為禮之本。現在，反過來了，把“敬地”作為禮之本。夏代農業的大發展與“修社祀”有很大的關系。對丘的重視，與治水后的產物相關。對丘的稱謂，包括老丘（杞縣）、商丘、宛丘、沈丘、帝丘（濮陽），體現出來的都是治水的遺跡。《說文》中說：“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隨著水患的解除，人們走出了“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的階段，而進入了農耕文明階段。同時，治水的結果，也帶來了強制力的出現和權力的加強，“不如言，刑從之”。國家的誕生與夏的“水經注”密切相關。3.史學家眼中的“早期中國”有句老話說，“言必稱三代”。三代就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相繼出現的三個王朝。而作為三代之首的夏代，由于文獻記載很少，對于我們來說始終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如果說王國維揭開了商的神秘面紗，那么對夏的追尋則離不開徐旭生。20世紀初，甲骨文的破譯和近代考古學的引進為歷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開辟了新的途徑。司馬遷是一位前無古人的史學大家，他所創作的皇皇巨著《史記》，記載了從黃帝時代到他所處的漢武帝時3000多年的歷史，也就是說這位太史公寫下了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的五分之三。在他看來，“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根據《史記》記載和古代傳說，隨著中國原始氏族部落的逐漸解體，聚居在中原地區黃河中下游兩岸的夏部族，通過與周圍地區聯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王國，史稱夏。夏是中國古代的第一個王國，其統治時代長達400多年。1931年，徐中舒先生首提夏文化問題。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調查是考古學界主動探索夏文化的開始。在夏文化研究上，徐旭生有推進之力，立下開創之功。徐旭生對“夏墟”進行的實地踏察，心中懷抱的就是“伊洛竭而夏亡”這句話。他認為，夏文化既包括夏代文化，也包括夏族文化。先夏族居住在以嵩山為中心的黃河中游的伊、洛、汝、潁流域。《國語·周語上》記載：“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夏人的活動區域多與崇山及其周圍地區相聯系，嵩山古名即崇山。如稱夏禹為“崇禹”，禹的父親稱為“崇伯鯀”。另“禹都陽城”，“啟都陽翟”，太康、羿、桀所居之二里頭，帝杼居原（濟源）等，多與此相關。夏人活動的豫西和晉南地區，正是古人眼中的早期中原地望。
（二）從禪讓制的廢除到“家天下”的過程，是中原地區王權時代的前奏曲
我們的祖先建立了華夏王朝，實現了“天下一統”，自夏始，綿延了4000多年。在孔穎達看來，夏是禮儀之大，華是服章之美。在這里，夏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什么呢？正是禮儀之大，使中國成就了禮儀之邦。那些鼎、爵等禮器，就是“禮儀之邦”的根之所在。夏整合“萬邦”，需要一套制度，于是“禮”呼之欲出。“因”就是繼承，夏禮、殷禮、周禮一脈相承。禮影響了中國整個歷史，也影響了世界。
1.夏啟是開啟中國私有制社會的第一人
從夏朝開始，禪讓制的廢除到“家天下”的過程是中原地區王權時代的前奏曲。傳說禹死后，其子啟殺害了大家推舉出的掌權者伯益，奪得大禹所傳下來的王位，破壞了堯舜時期的禪讓制度，開始了世襲制的“家天下”的局面。夏啟，名開，又名啟，合起來剛好是“開啟”。由此我們可知，夏王朝中原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比炎黃時代和堯舜時代有了更為深刻的發展。夏朝初期，正處于由“大同”轉向“小康”的關鍵時期。前者是“天下為公”，后者是“天下為家”，其區別就在于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隨著私有制的深化發展，權力屬性開始發生“質變”，軍政首長由推舉變為世襲。禹因治水有功而被推舉為部落聯盟首領。啟世襲禹的帝位，成為一個劃時代的舉動，標志著“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政權“世襲”時代的到來，“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當禹之時，天下萬國”，“夏有亂政，而作禹刑”，這些都標志著權力的強化和王國的出現。由此，特殊的公共權力開始凌駕于社會之上。
2.三位一體的“王”成為進入王國時代的特征
在夏代的471年中，圍繞一個“王”字，可以說是刀光劍影、爭斗不斷。子曰：“一貫三為王。”董仲舒說：“古之造字者，三畫而貫中者，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貫通之者，王也。”從“天下共主”到軍事統帥再到最高祭司，“王”實際上是三位一體的。
恩格斯說，人是“一切社會動物中最社會化的動物”，“由于隨著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現而產生了新的因素——社會”，其結果必然是國家的誕生。社會的前身即是“群”。從“原始群”到氏族、部落、部落聯盟是一個完整的演化過程。其中，人的動物性是人的社會性的物質基礎。一是從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二是從公有制到私有制。私有制改變了社會權力的性質，使之成為令人垂涎的東西。在古史傳說中，就有“共工與顓頊爭為帝”，共工失敗了，就“怒而觸不周之山”。原始的人與人的平等關系不復存在，私有制開始了社會不公的進程。到了禹的時代，這一變革恰好處于階級社會的大門口。恩格斯曾經精辟地指出國家形成的兩個標志：其一，按地區劃分國民；其二，公共權力的設立。夏禹時代，炎黃、東夷、苗蠻等部族之間的交往已經非常頻繁，以地緣為基礎的華夏民族共同體已顯雛形。“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這一切表明，原始的“九州”地域觀念已經正式形成。雖然血緣親族因素在共同體內部依然頑強存在，但它畢竟已經不再是劃分人群的首要標準。更為重要的是，超越原始氏族原始民主之上的公共權力正式出現。《左傳》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尚書·甘誓》中更有最鮮明的體現，“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由此可見，階級社會、文明社會的曙光在中州大地上初現，中華文化史冊翻開了新的篇章。
與實行禪讓制的五帝時代相比，特別是與龍山時代相比，夏二里頭文化發生了重大變化。廢“天下為公”而行“天下為家”；變貨力不藏于己而為“貨力為己”，人們開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私有觀念深化了，不平等現象出現了，權力開始強化，出現王權。在二里頭遺址，象征權力和威嚴的大型宮殿、反映尊卑與貴賤的各類墓葬、表示禮制存在與戰爭狀況的青銅制品等，無不說明國家已經出現，社會步入文明階段。由此，夏、商、周三代終于走出了遠古的迷霧。正是夏后啟廢除了禪讓制而開啟了世襲制，把堯舜時代的部落聯盟變成了部落國家，中國由此進入了王國時代。“溫良恭儉讓”，這個“讓”字十分重要。“啟廢禪讓”，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與堯的兒子丹朱、舜的兒子商鈞不同，啟開啟了一條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新路。而“諸夏”體現出來的這種文化認同，特別是政治認同表征出了夏之演進中中華文明與眾不同之處或者獨特性所在。
（三）夏廣域王權國家的建立是“早期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特征
夏代，一共十七君、十四世。二里頭文化，顯示必然有一個強有力的權力中心的存在。這是具有明顯權力中心的文化。借用許宏教授的說法，與五帝時代相比，夏是作為一種“廣域王權國家”而出現的。“廣域王權國家”意味著統治范圍的廣大，它將五帝時代“共識的中國”及其天下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落實下來。而這一統治廣域的王權，是以王位世襲制度穩定下來的。因此，夏是“家天下”的開端，是王朝體制的開端。如果說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天下秩序，那么這種秩序應當基本呈現為一種部落聯盟的形式，禪讓制就是聯盟首領的選舉制度，基本取決于領袖人物的個人品質和能力，容易造成政治結合的破裂。而“家天下”的王位世襲制度則是一種穩定的例行化的政權交接形式。夏在中國歷史上的開端意義，正在于其確立了大規模王權統治的穩定性。
1.國家權力的強化
夏人開創的王國文明，是在黃帝時代之后，從古國向王國的歷史性跨越，對此后商周時代國家文明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堯舜時代王權已經萌芽，禹伐三苗戰爭的勝利，不僅進一步提高了其在軍事領域的威望，還加速了王權的形成。大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國語·魯語下》記載，“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體現出來的是權力的強化。當禹去世后，禹的兒子啟就殺死伯益，召集鈞臺大會。人們稱他“吾君帝禹之子也”。夏啟經歷鞏固王位的激烈斗爭，確立了王位世襲制，于是眾多邦國首領都到陽翟朝會，啟在鈞臺舉行宴會，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鈞臺之享”。他通過與有扈氏的甘之戰，鞏固了夏王朝的統治，從此“天下咸朝”。《史記·夏本紀》載：“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啟率兵討伐，奮勇當先的“賞于祖”，臨陣脫逃的“戮于社”。啟繼位后，建立了世襲王權，都陽城。因啟的部落名夏后氏，故史稱夏朝。在這個意義上，國家代替聯盟，奴隸社會取代原始社會已經是不可抵擋的潮流。氏族社會那種“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世界已經結束，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啟是王國文明的助產士。由于夏的君主稱為“后”，所以他又叫“夏后啟”。他廢除了禪讓制，開啟了世襲制，把古國變成了王國，形成了中華禮樂文明。這樣，中國遠古文明終于完成了向國家文明形態的第一次歷史大跨越，實現了質的突破。
然而，就整體而言，這個時候的王權是弱小的。在夏啟之后的400余年里，夏政權多經反復，一直呈現不甚穩定的狀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權力的松散性。由于剛剛從遠古社會跨越到國家開端時期，仍然處在多元政治的余波動蕩之中，還沒有真正穩定地進入成熟的國家文明時代。如此，動蕩與戰爭，自然就呈現多發現象。夏人開創的王國文明，是在黃帝時代之后，從古國向王國的歷史性跨越，對此后商、周時代國家文明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2.就階級分化而言，在中華大地上創建起了階級社會的新時代
這是一個巨大的制度變遷，出現了從禪讓到傳子的驚人變化。在氏族的退潮中，禹和啟實現了跨越，向著王國文明的方向邁進。夏禹以前，以民主的方式選舉氏族部落的軍事領袖，也就是早期社會的“禪讓制”。堯舜禹，都是重禪讓的。通過堯、堯子丹朱，舜、舜子商均，以及大臣禹、皋陶、益的種種明爭暗斗，展示了社會大變動前夜“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境況。禪讓和禪讓制度的衰微是一件大事。《荀子·王制》中講了人類社會的三大要件：合群、分工和禮儀。在“禪讓”一詞中，“禪者，傳也”。而讓，就是“推賢尚善”。《史記集解》講：“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至啟始傳父爵。”由“讓”而“爭”，與私有觀念的產生有絕大關系。可以說，隨著夏王朝作為一個廣域王權國家的誕生，原始公社制終結了。隨著夏王朝的建立，在中華大地上創建起了階級社會的新時代。當時的社會分化已經十分顯見，分出貧富來，分出尊卑來，分出強弱來，分出上下來。在啟之前，即傳說中堯、舜、禹時期，所謂“禪讓制”已經步入尾聲，世襲的苗頭已經顯現。這一時期可謂“禪”與“繼”的斗爭時期。堯在正式傳位于舜之前，曾考慮是否傳位于其子丹朱。其后舜禪讓帝位于禹和禹禪讓帝位于益的過程與堯舜之禪相類，也有舜子商均和禹子啟是否可以繼位的問題。商均的命運與丹朱一樣，其時世襲的社會條件仍不成熟。只有到啟時，禪讓制才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啟宣告了它的終結，也宣告了世襲制的開始。世襲制的建立標志著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的集中。可以說，夏王朝就是私有制下王朝體系的第一個產兒。從禪讓制到世襲制，是一個巨大的革命性的變化。即是說，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私有制不斷擴大，世襲的王權制代替了民主的禪讓制，從而造成了廣域王權集中的夏王朝產生。
在氏族的退潮中，禹和啟實現了跨越，向著王國文明的方向邁進。隨著夏王朝的建立，在中華大地上創建起了階級社會的新時代。可以說，隨著夏王朝作為一個廣域王權國家的誕生，標志著原始公社制終結了。
3.確立了“天下為家”
夏代由“天下為公”轉變為“天下為家”，使夏商周三代成為一個以“家天下”為標志的時代。由社會分工造成社會分化，由“天下為公”轉變為“天下為家”。“社會分化”體現在私有制的出現和社會不平等上，體現在“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區別上。大量反映社會不平等的現實把“大道既隱”證明得清清楚楚。《尚書·舜典》中有這樣一段話，“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反映的就是這種社會現實。就社會分工和階級分化而言，夏的特點已經非常明顯。世襲制的建立標志著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的集中，“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的“天下一家”成為人們處世的共同行為。周代的宗法封建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天子制度，是三代之“家天下”的完成。在中國歷史上關于“三代”的討論，從漢代經學開始就潛伏著一條以“公天下”的“大同”理想來批判“家天下”的思想線索。這是因為，“天下一家”的政治是立足于天下整體性的政治，超越族群，超越任何一種特定的集團，始終是中國文明的核心價值追求。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目的就在于通達歷史，通達天命轉移的道理，通過主動改制以實行自我革命，從而達到天下之一統之局的長治久安。漢代經學，無論今古，皆共享這一基本的思想、政治傾向。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夏王朝這個中華第一朝的“開局”是十分精彩的，為中華兒女留下了十分珍貴的文化瑰寶。夏王朝正處于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期，不是一般的轉型，而是大的轉型，是帶有根本性質的文化轉型。這是一個以國家的建立為標志的新時代，這是一個擺脫了原始公有制社會而創建起私有制的新時代，這是一個開創出王傳子制度的新時代，這是一個孕育王者權威的新時代。
【本文作者為李庚香，系河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主席、研究員。文章原載于《河南社會科學》（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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